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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连发3篇调查报告:幼儿园“死结”谁解?

2019年02月21日486未知admin

  原标题:幼儿园“死结”谁解?

  编者按:近期,一系列与幼儿园直接相关的热点事件、极端个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甚至,舆论将此称为一种“集体焦虑”,由此展开的讨论、反思,涉及方方面面,也势必会在未来给该领域带来变化。值此契机,本期《等深线》推出三篇调查报道,以15000字的总体量,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实践,试图多角度多层面地,为读者呈现一个拥有深度和广度的幼儿园世界,更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与读者一起关注这一领域的开始。本篇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共三篇)。

  第一篇:幼儿园“死结”谁解?

  《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距离上海携程幼儿园虐童事件爆发已经过去三月有余。在这三个月中,又有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被曝出。截至目前,涉案当事人均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即将进入司法程序。

  幼儿教育事关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但真正令家长焦虑的,是一方面担忧、唾弃、愤怒已发生的幼儿园不法事件,但另一方面,却又为寻找合适的幼儿园忧心忡忡,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幼儿园入园的难度,已然堪比幼升小、小升初。

  在其背后,是幼儿园供给的巨大缺口,特别是在幼儿教育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背景下。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有各类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儿童4413.86万人。这其中,民办幼儿园占比约***%,在园儿童占比超过55%。

  长久以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药方,是开放社会资本兴办幼儿园,试图通过以市场化的手段完成资源配置,从而逐步解决幼儿园供给、服务方面的种种问题。但是,这种药方的收效远未达到预期。一个明显“求大于供”的市场,应该有大量的商业机会存在,为何社会资本兴办幼儿园的效果难达预期?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但《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采访发现,这其中,强准入、轻监管是重要原因之一。出于各种考虑和原因,监管部门为社会资本兴办幼儿园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同时,在举办资金、办园场地等方面的高要求,令普通的社会资本很难进入,而即便进入,有些也很难成为“正规军”。但与此相反,政府对幼儿园的监管却存在短板——死结由此形成。

  这个死结若要解开,不仅需要假以时日,更须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审批不易

  我国实行幼儿园登记注册制度,未经登记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幼儿园。幼儿园的管理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和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原则。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城市幼儿园的举办、停办,由所在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农村幼儿园的举办、停办,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登记注册,并报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地方可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幼儿园的发展规划。此外,幼儿园的设置应当与当地居民人口相适应。

  总体来看,我国幼儿园、托儿所的举办标准强调规模、师资力量、设施等,条件普遍较高。

  以在上海浦东新区申办普通幼儿园为例,具体的申办流程包括:民政局核名;按民政局核准的名称到银行开户并注入相应资金、由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进行验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筹建;举办者向幼儿园设立地所属的教育署递交申办材料;浦东区教育局委托第三方对办学条件进行设立评估;浦东新区教育局对设立申请进行审核,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已领取办学评估证的民办幼儿园进行民非法人登记;办理税务登记;进行收费备案(到物价部门备案);正式对外招生。

  浦东新区教育局下属第一教育署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验资环节需要一次性向银行账户注入至少200万元资金,教育局在接受申请开始的三个月内,会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从资金层面,北京、上海对举办者的资金要求类似。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标准,设立民办幼儿园须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其中,注册资金不得少于200万元,其中40%为风险资金。

  记者注意到,随着学前教育学位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地方在举办幼儿园的政策制定上,有逐步放宽的趋势。

  在标准规模幼儿园的基础上,北京此前推行小规模幼儿园,办园规模在4个班及以下、收托幼儿40~100名左右。按照规定,小规模幼儿园的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

  为进一步扩展学前教育资源,日前,北京市又提出设立一批接收3—6岁儿童接受保育和教育的社区办园点。      

  据了解,相比标准规模幼儿园、小规模幼儿园,社区办园点在园舍面积、师生比等方面,均有所放宽。比如,社区办园点要求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而根据《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一个最低标准的幼儿园,每生占建筑面积也要7.58平方米,每生用地面积定额则为13平方米。

  不过,社区办园点并不是正规的幼儿园,也不能以幼儿园命名。但北京多区探索无证幼儿园择优转为社区办园点。

  北京市发文规定,对条件较好的无证幼儿园给予支持和帮助,创设条件使其符合社区办园点的要求。

  据北京市卫计委2017年3月披露,“全面两孩”实施一年来,北京市孕产妇分娩数持续上升,2016年自然年比2015年同期多出生约10万人,增长62%。这意味着,幼儿园学位在未来几年将面临更大需求。

  不过,相比北京,上海教育部门在谈到小规模办园时,态度更加谨慎。

  上海浦东新区和杨浦区教育局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咨询时,都对小规模办园表示了担忧。

  “规模不大,你都养不活自己啊!三四个班是活不了的,一般的普通民办幼儿园,最少都是9个班,最多不超过18个班。”前述浦东新区教育局人士表示,小规模可以办,但从投入产出算账的话,如果6个班180个孩子计算,幼儿园可能会负债经营,因为要考虑收费和人员支出、公用经费等。

  在非市中心的嘉定区,担忧同样存在。

  “在嘉定,这样规模(3~4个班)的幼儿园一所都没有。20年前的幼儿园,最小的规模也有7~8个班。从2000年开始,每个幼儿园达到15个班,有一些民办的已经达到十七八个班额。”嘉定区教育局人士表示。

  按照上海市2005年颁布、至今仍适用的《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2005年),15班规模的建在中心城外的幼儿园,其用地面积需达到7198平方米,中心城区的需达到***90平方米。这些用地面积包括校舍、体育场地、绿化用地等。而中心城外的幼儿园占地标准要更高。

  这意味着,参考上海市的标准,18个班额的占地规模接近1万平方米。

  场地成第一个“拦路虎”

  虽然教育部“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提出,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拿到一块适合办园的用地十分困难,能申请的教育用地更是紧张。

  “幼儿园的用地是评估重点。”日前,上海杨浦区教育局学前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上海市办幼儿园的建设标准要求很高,社会资本申请办幼儿园,教育局要先评估有没有适合办幼儿园的场地。“目前杨浦区用地比较紧张。”

  这其中,提供建设普惠性幼儿园的教育用地申请更是难上加难。

  “目前教育用地已经没有了,所以不能申请开办普惠性幼儿园。”前述杨浦区教育局人员表示。

  按照上海市的相关规定,举办民办幼儿园的用地性质,可以是教育用地,也可以是商业用地。工作人员所说的不能申请开办普惠性幼儿园,并非政策不允许,而是普惠园收费标准并非市场定价,而是一般参考公办园收费标准,学费较低。这就意味着,如果拿不到教育用地,举办者就需要承担很高的投资成本。

  据了解,目前杨浦区非中心区域的幼儿园已经饱和,中心地区还不饱和。这意味着,举办者需要的投资更大。

  “政策上肯定是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关键办普惠性幼儿园是否能拿得到教育用地,如果拿不到,那么生存就会出现困难。”前述杨浦区教育局人员表示。

  不仅是上海,北京也同样面临此问题。

  “需要严格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执行,需要评估场地,场地合适了,再继续准备其他的。用地性质,不能是民宅,必须是商用。”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民教科相关人士表示,民办幼儿园举办什么性质的都可以,但是要有符合标准的场地,“场地非常关键”。  

  西城区是北京市教育资源大区,优质教育资源丰富。按照规划,未来五年,西城区将新增学前教育学位6000个以上。

  记者注意到,举办者不仅需要研究政策,还要应对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县间的政策差异。

  与浦东新区、杨浦区不同,上海嘉定区公办教育资源丰富,公办幼儿园占比高达95%,且近十年没什么变化。因此,嘉定区对民办幼儿园的举办,对举办者的资历设置了更高门槛。据了解,嘉定户籍人口基本不缺学位,缺学位的主要是外地户籍的孩子。

  嘉定区教育局学前部门的人士称,区别于其他城市,上海市80%以上是全额拨款的公办幼儿园,基本不需要向民办教育机构购买学位。

  “如果在嘉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政府不可能托底来办学,购买学位,但针对办学好的,政府会给予每年10万~20万元的奖励支持。”该人士表示,也正因为民办教育机构占比极少,所以嘉定区在接纳民办幼儿园上也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们对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的纳入是有比较高的标准的,其品牌在全国需要有比较好的声誉,办学水平在全国要属于中上,我们才会考虑。在上海没有任何办学背景和办学能力的,我们是不予考虑的。”该人士坦言。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有经济实力的财团在举办幼儿园上更具优势。

  “政府不购买的情况下,需要大财团支撑。政府有全额财政支持的公办幼儿园。所谓普惠性幼儿园,是回馈社会来做的,所有办学成本由社会资本承担。”前述杨浦区教育局人士称。

  按照浦东新区的相关规定,对招收3—6岁地段生的民办幼儿园,新区以招收地段生的人数及上年度新区财政生均水平的一定比例为依据,给予民办幼儿园地段生生均经费补贴。不过浦东新区教育局人士称,政府给予的生均津贴每年不会超过2000元。“不可能把收费之外的其他费用全部补齐。”

  如果不办成普惠性幼儿园,那么办一所收费相对高于公办园收费的幼儿园,需要多少投入?北京的案例或许有一定参考价值。

  周晓音园长举办的碧桐书院国际双语幼儿园,位于北京西四环附近,占地2800平方米,是一所国际双语幼儿园,收费每年在6万—7万元左右。记者注意到,这样的收费标准在北京民办园中,处于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

  周晓音告诉记者,该幼儿园前期投入1500万到2000万元,2010年建成以来,每年都会追加投入几十万元。由于建园期较短,目前还未收回成本。

  虽然已经距离幼儿园正式招生过去了近7年,但提起当初申办、审批的经历,周晓音还是禁不住向记者感叹:“太不容易了!” 

  不仅如此,记者注意到,当前各地民办幼儿园的申办标准都被认为门槛太高。

  日常监管存短板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幼儿园的监管权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而事实上,由于幼儿园高门槛,也导致一些民办幼儿园难以通过审批,近些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一直伴随着“黑园”。不少城市曾开展过清理无证幼儿园的行动。

  “总体来讲,教育行政部门对幼儿园的申办把关比较严,有很多已经办了多年的幼儿园,依然没有在教育部门登记注册,原因是不让其注册。现在全国存在数量不少的黑园,也包括北京。这其中,有不少办得不错的幼儿园。另一种情况,在教育部门已经登记注册,但办学质量还存在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在幼儿园登记注册上,在部分地方存在更注重权力,而非办学资质的情况,有一些经过注册的幼儿园未必比那些没有注册的幼儿园有更好的教育质量。

  就在记者采访之际,周晓音刚刚迎接完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等多部门的联合督查,包括保育、教学、食品安全等。

  受北京朝阳区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疑似虐童事件的影响,2017年11月23日晚,教育部紧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专项督查。

  北京自然是督查的重点。随后的11月24日,北京各区全面开展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包括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师德师风建设等。

  而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民办幼儿园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教委组织的督查,是近年来力度较大的一次。

  按照规定,教育部门应当负责监督、评估和指导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工作,组织培训幼儿园的师资,审定、考核幼儿园教师的资格。此外,教育部门还需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和指导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工作,会同建设行政部门制定幼儿园园舍、设施的标准。

  不过从近些年发生的虐童等事件可以发现,相比高准入门槛,教育部门在对幼儿园的监管还存在短板。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以及《教师资格条例》,幼儿园园长及教师的学历水平应在大专以上,园长有三年以上幼儿工工作经历,保育员拥有高中以上的毕业程度,所有人必须持证上岗。

  但全国来看,无证从业幼师的规模并不小。

  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全国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为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农村地区无证教师比例高达44%。

  2013年前后,山东省教育厅曾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在抽查了17个地市194所幼儿园后公布的结果称:53%的幼儿教师没有取得教育部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17%的园长没有取得园长任职资格培训证书。而2012年引发关注的温岭虐童事件中,浙江省教育厅曾公布一组数据,当地幼儿园里约四成老师、共4万余人没有教师资格证。

  “教师学历低,素质低,是虐童发生的根本原因。”北京一位公办园园长坦言。

  记者梳理近几年多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现,幼儿园“无证驾驶”的情况很多,涉事教师也往往存在无证上岗的情况。

  2014年,陕西西安两所幼儿园被发现违规给园内儿童长期集体服用处方药“病毒灵”。据报道,该幼儿园保健医生黄某所持有的从医资质证明,只是一张由广东省有关部门发放的医师资格证复印件。

  “总体而言,一般地方政府对幼儿园的监管,只是例行检查,或者叫评比,但是日常的监管几乎是没有的。因为行政部门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储朝晖说。

  他告诉记者,一旦幼儿园办起来之后,它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确定性。比如要扩大招生,这就牵扯到新聘任教师、扩大园舍、运动场地等,有可能它原来确立的办园规模无形中被扩大了,也因此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而每一个因素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幼儿园办学水平、安全。在很多教师资质不够的情况下,这种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就更大。

  “教师的问题,才是影响幼儿园安全、健康运行比较大的问题。”储朝晖说。

  北京一家公办幼儿园园长向记者坦言,虐童事件频发跟幼儿教师的整体素养和培训有直接关系。

  从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喂孩子芥末、到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发生疑似虐童事件,在受访的幼儿园负责人看来虽然都属于极端个案,但也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幼儿园的信任,尤其是民办园。

  在周晓音看来,大多数民办幼儿园是值得信赖的,而发生虐童事件的幼儿园,就像猪一样的“队友”。

  记者注意到,虐童事件发生,或是因为监控视频流出,让事件曝光,或是事件发生后,家长及社会要求幼儿园公开监控视频的诉求很高。

  幼儿园是否必须安装监控视频装置?采集的视频图像是否必须向家长和社会公开?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规定,幼儿园应该安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但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不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图像信息,应当采取保密措施。留存的图像信息除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外,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

  “没有明文规定,但一般看监控视频,是在第三方的监护下,一般是发生问题时家长刚才要求看,比如教育部门、教委、公安部门等。”原北京一家公办幼儿园原园长告诉记者,各个幼儿园一般都遵循这样的原则,有矛盾和争执才会看监控,比较公正。

  第二篇:幼儿园缺口求解

  《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在“入园难”已成社会公共议题的今天,近期出现的多起虐童事件让公众不得不再次陷入深深的焦虑中:该去哪里上幼儿园? 

  然而,现实语境是:无论是学前教育资源总供给,还是优质学位,都面临极大挑战。

  在政府不可能全部兜底,提供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的同时,公办民办并举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路径。2011年到2016年,教育部推动的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现了供给侧改革量上的跨越后,《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注意到,政府的相关政策开始越来越向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倾斜。

  无疑,民办学前教育将承载更多期待。中央的顶层设计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然而,在公办园政府无力全部兜底的现实下,民办园又长期面临准入门槛高、市场机制调节滞后、教育部门监管不力等尴尬,学前教育发展实际上面临两难境地。

  不仅如此,在人口政策影响逐渐显现的大背景下,学位紧缺的矛盾更加突出。从缓解“入园难”,到解决“有园上”,再到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这意味着,困扰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当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学位缺口

  “现在学位缺口很大,通州区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在民办园。”日前,北京市通州区教委学前科相关人员在谈到幼儿园学位缺口时坦言,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逐步影响,未来这一缺口会更大。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随之新出生人口数量猛增。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抽样调查推算,2016年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是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相比2015年,2016年多出生191万人。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研究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今后几年出生人口总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这是政策调整的预期效应。

  这意味着,本就有历史欠账的学前教育面临学位缺口的叠加压力。

  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从2019年开始,学前教育资源需求开始大幅度增长,新增适龄幼儿接近600万人,2020年将新增1100万人左右。2021年将成为未来我国学前教育办学压力最大的一年,新增学龄人口达到峰值1500万人左右,之后逐渐回落。

  报告预计,2021年,全国幼儿园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学前教育经费供给量远不能满足未来需求。

  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我国有各类幼儿园23.98万所,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

  事实上,由于基础差、欠账多,在2013年人口政策调整之前,各地幼儿园学位缺口的问题就非常突出,每到开学季,家长在幼儿园门前昼夜排队抢学位的报道屡见报端。

  以北京为例,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12年10月发布的《北京法治发展报告(2011)》,“全市目前共有近6万户籍人口适龄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至少缺少300所幼儿园。” 

  再看广州,2012年广州幼儿园学位缺口达4万。“十三五”期间,江苏幼儿园缺口达千所。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国家的着力点主要放在义务教育上,对学前教育的关照较少。曾经有一段时期,政府没太重视学前教育,导致学前教育的基础建设和学位缺口很大,更多依托民办和企业。” 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向《等深线》记者表示。

  “学位还是缺很多,而且二胎政策带来的入托难,这个缺口又会增大。”北京第一幼儿园原园长冯惠燕告诉记者。

  不只是北京。上海提出,为应对入园高峰,“十三五”期间将新建、改扩建幼儿园约150所。按照山东提出的2020年学前教育达到90%入园率测算,目前山东省幼儿园学位缺口约170万个,需新增幼儿园6300所。

  做增量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供需矛盾,近些年国家和教育部门一直在积极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做增量,解决“入园难”。

  2011年开始,教育部实施第一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到2017年4月,第三期行动计划已经在全国启动。

  记者注意到,第一期(2011—2013年)行动计划以扩大教育资源为主,首先缓解“入园难”。第二期(2014—2016年)则继续扩大教育资源总量,提高入园率,解决“有园上”;同时,坚持公益普惠,发挥中央财政引导激励作用,实现“上得起”。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人曾表示,2011年到2014年,在实施第二期计划前,全国在园幼儿三年增加918万人,比过去十年增量的总和还多,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67.5%,三年提高10.9个百分点。

  2016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这意味着,学前教育在增量上迈了一大步。仅从2011年启动第一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开始计算,截止到2016年,全国幼儿园总量增长了44%,学位增长了约29%。

  “前两期行动计划期间,国家财政投入很多资金来发展学前教育,主要以新增和扩建公办园为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告诉记者。

  我国幼儿园从办学性质看,分为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其中公办园包括教育部门主办的公办园和企业事业单位、部队、乡镇街道以及农村集体举办的公办性质的幼儿园。

  据记者了解,在做增量期间,公办园学位增量较快。

  “经过一期行动计划,全国公办园增加1.7万所,但总体占比仅33%,难以满足老百姓接受公益普惠学前教育的需求。”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人表示。

  以李园长所在的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为例,2006年以来,园所从一所扩增到3所,从10个教学班发展成为拥有20个教学班,增加学位至少300个。而像这样通过扩建增加学位的公办园,北京还有很多。

  不过李园长也对加大公办园供给表达了担忧。“公办园就那么多地方,各级政府都在不断找地方,扩张,但是地方有限,没有教师也办不了。” 

  有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近些年,我国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增长快于公办园,但公办园的学位增长要快于民办园。

  教育部的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我国公办幼儿园占比为36%,有45%的儿童在公办园就读。

  记者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计算,2013年到2015年期间,北京幼儿园新增103所,上海新增***所,广东新增2575所。

  从财政投入看,近几年我国对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一直在增长。

  据官方统计,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为2802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重约为7.21%。

  而这个数字在2000年左右,还保持在1.2%—1.3%的水平。

  而从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来看,全国幼儿园平均为8626元,比上年增长15.97%。相比整个教育体系其他阶段,学前教育阶段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同比增幅是最高的。

  不过在储朝晖看来,7.21%这个比例仍然不能满足学前教育的发展需求。

  储朝晖根据幼儿园入园人数、教师人数、教育时间等多个因素进行测算,得出学前教育经费占全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9%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基本需求,但长期以来,这一数字在2000年之后一直保持在1.2%到1.3%的水平,即便2011年后全国各地加大了学前教育的投入,离9%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除上海、浙江等部分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都达不到9%。

  同时,他认为,财政资金如何通过规范的渠道进入民办园,是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教育部门有顾虑及管理理念等问题,目前对民办园的补贴渠道还不是很顺畅。

  向普惠园倾斜

  虽然近些年学前教育入园率提升较快,但教育部也坦承,普惠性资源供给不足、教师数量短缺、工资待遇偏低、幼儿园运转困难、保教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还普遍存在。

  事实上,学前教育的上述问题不仅为全社会所关注,从整个教育体系发展来看,学前教育也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

  《等深线》记者注意到,在学前教育公办民办并举的总体路径下,政府越来越注重调结构,向普惠、公益发力。

  第三期(2017—2020年)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强调完善体制机制,在供给侧发力,在实现科学保教制度化的基础上,在全国基本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具体而言,就是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逐年安排新建、改扩建一批幼儿园,支持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达到80%左右。

  据官方统计,目前有45%的幼儿在公办园就读。显然,单纯从公办园扩大学位供给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意味着,增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将是未来3年政府最重要的着力点。

  早在2015年第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期间,教育部原部长刘利民就曾表示,要把大力发展公办园放在扩大资源的首要位置,从规划、项目、用地、资金等各方面予以保障。把提高民办园中普惠性幼儿园的比例作为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完善认定办法,加大扶持力度。把小区配套幼儿园一律办成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质量有保证、符合大众需求且收费接受政府指导价的民办幼儿园。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租金、补贴生均公用经费、补贴租金等方式,鼓励开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并保障其良性运行。这一概念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中首次正式提出。

  从全国范围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占比并不高。以北京西城区为例,记者从西城区教委民教科获悉,该区19所民办幼儿园中,普惠性幼儿园只有2所。

  为鼓励和引导民办幼儿园办成普惠性的幼儿园,北京对收费标准每生每月在2000元以下的民办园,认定为普惠园,能获得相应财政补助。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正在制定关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认定办法。

  “目前的普惠性幼儿园是按照成本收费的,需要报发改和物价部门审批。未来,普惠性幼儿园是按级类收费。”北京通州区教委学前科工作人员表示,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达到一定要求后,政府会有一定的补贴。

  2017年10月,北京市发布的《2018年度北京市教育部门预算重点投入方向与项目指南》指出,将“实行公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保教费收费标准、财政补助标准的统一”。

  记者从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教委获悉,为进一步缓解“入园难”,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和办学质量,2018年1月1日起,北京市对普惠性幼儿园施行新的生均定额补助标准,具体为:按照在园人数(3~6岁幼儿数),市级示范园和一级园每生1000元/月,一学年12000元;二级和三级园每生700元/月,一学年8400元。相较此前的标准,新标准补助力度大幅提高。

  而统一补助标准的前提是,民办普惠园将评定级类,据悉,此项工作近期也将展开。而此前,民办园只根据定价区分是否为普惠性园,并不像公办园一样评定级类。

  不仅如此,记者还了解到,北京为扩大普惠性幼儿园学位,财政还对新办以及存量的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给予一次性的扩学位补助款,标准为生均1万元。

  同时,财政还对新办以及存量的公办幼儿园和民办普惠性幼儿园给予租金补助,最高每平方米5元/日。

  “北京市对学前教育的生均经费投入给予很大的支持,每年都提高,2018年还要提高。”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园长李建丽表示,政府在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 

  早在2017年初,北京市教委就提出,北京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幼儿园,扶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增学位万余个。2017年9月,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到2020年,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幼儿园入园率达到85%以上。

  “从举办民办幼儿园看,第一位肯定是普惠性幼儿园,其次是社区办园点,都会有鼓励性政策,但具体的还要等文件出来。只要是民办园,政府都会给予支持,包括税收、土地、财政等,只是支持力度有所不同。”北京市教委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国土、财政、社保等部门都会拿出细则来,目前政策正在研究过程中。文件出来之后,各区还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细则。

  不过记者了解到,普惠性学位扩增,还将涉及现有小区配套园的转化。

  “现在小区配套幼儿园到期后,都要改为普惠性幼儿园。”冯惠燕向记者透露,且实行按级别收费的标准。

  “目前小区配套幼儿园,都没有给民办。2016年有几所,现在性质都定不了。”前述通州区教委工作人员还表示,涉及普惠性幼儿园的相关问题,文件还没有下发到区一级。

  据官方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北京市经登记注册、审批的幼儿园已有2098所,登记注册幼儿园的在园幼儿为41.7万人,在公办性质幼儿园的幼儿占比达到***%。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2017年9月曾表示,今后几年,北京市将构建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民办并举的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制定鼓励民间资本办园的相关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探索采用以奖代补、以租代建等鼓励方式,并简化民办幼儿园的审批手续。

  “增加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补贴,能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保基本的作用,而其他性质的民办园,将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元的学前教育需求。”北京碧桐书院国际双语幼儿园园长周晓音向记者表示。

  成本经济账

  虽然近些年学界和业界有不少呼声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但在官方的口径中,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定位仍为“政府责任”。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幼儿园的举办不能全兜底。

  据了解,我国按照幼儿园的性质不同,给予不同标准的生均拨款或补助。按照教育部2017年9月的通报,北京对公办园的生均经费为2250元/学年,上海、天津为1200元,海南为600元,陕西学前一年标准为1300元。青海规定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所需资金由省、市(州、县)按照8:2的比例分担。江苏、宁夏、青海等地都明确要求根据教育发展、财力状况、办园成本、物价水平,适时提高公办园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对企事业单位、集体办园,北京按照1000元的标准予以补贴。

  幼儿园的生均成本主要包括房租(用地)、教师工资以及办学经费。对公办园来说,幼儿园的用地多为教育用地,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由财政拨款。但民办幼儿园,除普惠园之外,基本上要全部自负盈亏。

  以北京为例,据了解,目前北京现行(2012年开始实行)的公办园收费标准上限,一级园为750元/月,市级示范幼儿园可上浮20%;二级园、三级园、无级类园每生每月分别为600元、450元、250元。

  2012年,在上述标准执行前,北京市价格主管部门成本调查队对49所公办幼儿园成本监审结果,不含幼儿园建设成本,2011年生均支出为16588元,每生每月平均支出为1382元。彼时,冯惠燕曾向媒体表示,培养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一个月差不多为2000元。

  不过五年过去了,随着物价上涨,教育成本势必也是提高的。

  相比公办园收费,记者了解,同地区的非普惠性民办园,收费一般都在3000元左右,而国际园、双语园的收费就更高,每学年都在6万元左右,甚至高达10多万元。

  “老百姓更愿意入公办园,收费低、质量高,所以公办园的学位增长很快。”李建丽表示,但政府不可能全部兜底。

  这意味着,民办园要想生存和发展,要么以市场成本定价,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服务;要么接受政府指导价,享受财政补助。

  不过,对民办园的财政补助也是有限的。

  而即便是普惠园,现有的补助也很难保障幼儿园良好运行。

  更重要的是,人员工资成本逐年上涨。周园长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幼儿园约有60名教师,2016年的人员工资成本有600万元之多。

  “即便是政府给予补助,仅人员工资成本,财政补助也是不能覆盖的。”周园长说。

  不过记者注意到,全国各地都在不断提高对幼儿园的财政支持力度。

  比如北京新施行的标准,相较此前标准就大幅提高了补助力度。但业内人士也向记者坦言,新标准是按照维持幼儿园基本生存运转计算的。

  再以上海为例,上海杨浦区教育局学前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如果拿不到教育用地,意味着办园成本增加,在不实行市场定价的背景下,普惠园的举办和生存将面临巨大压力。

  实际上,从全国来看,整体上幼儿园的审批都面临很高门槛。仅从建园场地要求看,一般的社会资本只能望尘莫及。

  以北京和上海举办一般规模的幼儿园为例,在北京,建设规模为6个班级的幼儿园,占地面积要达到2340平方米;规模为9个班级的幼儿园,占地面积则要有3240平方米。在上海,15班规模的建在中心城外的幼儿园,其用地面积需达到7198平方米,中心城区的需达到***90平方米。

  “准入高门槛,一定程度上把一些真心想做学前教育事业的人挡在了门外。”周园长坦言。

  但进入行业的举办者,并不能都成为“正规军”。上述不菲的教育成本,让幼教行业良莠不齐。

  “有些民办幼儿园为了发展,采取低收费的策略,那么教育质量和品质就无法保障。”储朝晖说。

  而教育部门对此也深谙。上海某区教育局的学前教育部门人士就向记者坦言,社会资本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在政府不购买的情况下,需要大财团支撑”。

  储朝晖曾对学前教育的教育成本做过测算:公办园,解决一个孩子的学位问题,政府每年需要3万元左右的投入。而对民办普惠幼儿园,政府最多补助1万元。

  “但很多地方政府不太愿意用后一种方式。”储朝晖说。

  近年来,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我国民办幼儿园占全部幼儿园的占比约***%,在园儿童占比超过55%。记者依据教育部的统计公报初步统计,以2011年和2012年为例,幼儿园全部增量中,民办园占了近7成。

  不过,民办园快速发展的背后,非法办园、审批不严、管理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一直伴随,成为影响学前教育提供“有质量”学位的重要因素。

  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虐童”风波刷爆朋友圈的当天(2017年11月23日)夜里,教育部紧急责成地方有关部门立即启动调查,并部署全国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专项督查。在此之前,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已经发生多起幼儿园(或亲子园)虐童事件。

  有媒体报道,教育管理部门明知有数量庞大的“黑幼儿园”,却只能默许存在。

  第三篇:幼师困境

  《等深线》记者 孟庆伟 索寒雪 北京报道

  在上海携程、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幼师均是主角。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在“虐童”两个字被舆论放大之后,行业内的人士认为公众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一位公办幼儿园园长向《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坦言,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幼儿园老师是被“看不起”的。而在一位民办幼儿园举办者看来,其实热衷学前教育事业、真心爱护孩子的老师有很多,“猪队友”只是个案。

  然而对更多人来说,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最核心的资源——教师正面临严重缺口。据《等深线》记者了解,考虑人口政策的影响以及学前毛入学率的提高,当前学前教育师资缺口或达250万人。

  在学前教育需求不断增加、学位供给赶不上新出生人数增长的背景下,幼师缺口正在掣肘学前教育增量发展和质量提升。

  保教缺口近250万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幼儿园园长李建丽早在2010年就对北京的入园高峰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2011年开始,北京迎来入园高峰,当年北京的幼儿教师缺口约为一万人;此后几年,北京市每年的教师缺口也将多达数千人。

  七年过去了,师资缺口的问题依然令她担忧。“老师还是不够用,很缺的。”李建丽向记者坦言,整个北京学前教师和在园孩子的教师配比都存在缺口。

  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北京在园人数416982人,专任教师36071人,保育员10710人,保教人员与幼儿的比例为1∶8.9,接近于教育部规定的1∶7到1∶9的下限水平。

  不只是北京。据公开资料,截止到2015年,安徽省幼儿园教师缺额达5.72万人,甘肃省幼儿教师缺额为4万人。2014年底,四川省幼儿园教师缺口近2万;陕西省幼儿教师缺口为3.8万;江苏省幼儿教师缺额为2万—3万人。2014年,广州幼师缺口达1.6万人。

  据了解,幼儿园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行政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幼儿园保教人员包括专任教师和保育员。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全日制幼儿园的保教人员与幼儿的比例需达1∶7至1∶9,教职工与幼儿的比例需达到1∶5至1∶7。按照规定,此标准为各级各类幼儿园的合格标准。

  然而,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专任教师和保育员共294.2万人。

  据此记者粗略计算,全国学前教育教职工与幼儿比约为1∶12,即便要达到1∶7的比例,至少需要增加248.8万教职工,这相当于当前全国幼儿园园长和教师的总和。而保教人员与幼儿比接近1∶15,与1∶7至1∶9的标准相距甚远,其中的缺口达196.2万左右。

  但这仅仅是一个静态缺口。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一项研究测算,在我国人口出生率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需新增幼儿园学位56.78万个,新增幼儿园需300所。

  2016年,我国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为77.4%,教育部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明确,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将达到85%。

  记者粗略统计,若按此计算,在2016年的基础上,若要保证85%的适龄儿童能够接受学前教育,那么需要新增幼儿园学位431.5万个。

  参照现有的幼儿园教师配备全国最低标准1∶9,431.5万个学位需要新增近48万名保教人员。再加上既有的缺口,人口政策的调整带来的保教人员缺口,全国将达250万人。

  影响供给侧

  “随着我国学前教育入园率不断扩大,整体上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培养规模也要扩大。” 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海燕告诉记者,学前教育在高师院校不是主要专业,而是专业之一,从学前教育师资培养看,招生规模的限制和不断增加的需求之间有反差。

  在业内人士看来,师资缺口将成为掣肘学前教育增量发展和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李建丽认为,学前教育师资严重不足的问题不解决,从供给侧增加学位将非常困难。“政府要求增加幼儿园学位供给,但是没有场地,没有人员,如何增加呢?”

  李建丽告诉记者,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对幼儿与学前教育人才的培养,但高校幼儿教师的培养速度赶不上入园孩子的增速和新出生孩子的增速。

  “仅从北京高校毕业生的数量看,还是很难满足需要。”李建丽说,目前幼儿园教师以本科学历为主,少部分是大专学历,个别还有研究生,主要来自北京高校培养的毕业生。

  据了解,以北京为例,培养幼师的仅有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北京联合大学、汇佳职业学院等几所院校,且每年毕业生只有几百人。

  但北京在启动第二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时提出,三年新增1.5万学前教育学位。按照北京市的师幼比计算,需要保教人员至少3000名。而据记者了解,很多公立和民办幼儿园已经取消了保育员的配备。

  上海的幼师专业毕业生也捉襟见肘。据媒体报道,2017年上海的招聘会上,华东师大100多名幼师毕业生,却来了200家幼儿园招聘。面对上海巨大的需求,上海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大学幼教应届毕业生加起来仅200多名。

  不过王海燕同时认为,教师培养早就放开,幼师不仅仅可以来自于师范院校,用幼师毕业生的规模来看是否缺师资,还是片面的。

  为应对师资不足,据记者了解,不少幼儿园变通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招聘人才。

  “针对非幼师专业毕业的人员,我们会先进行一年的岗前培训,再上岗。”北京一家民办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根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幼儿园的教师必须持证上岗。

  实际上,近几年,国家已经多措并举加大力度培养幼师,包括增加财政投入和加强幼师培训。王海燕告诉《等深线》记者,以北京为例,近几年,北京市教育部门针对非幼儿专业的毕业生正在做专门的培养和培训,包括保育保教培训、跟岗等。

  “学前教育的入职教育很迫切,各区都在做。”王海燕说。

  实际上,我国学前教育的专任教师还是在增长的。2017年9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黄伟日曾表示,2016年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比2012年增长50.9%。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2017年6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幼儿与学前教育”类职业的本科毕业生比例持续提升。

  麦可思的报告还显示,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近三届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持续增长,2016届达到95.6%,比全国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91.5%)高出4.1个百分点。

  此外,2016届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中,约九成从事了与专业相关的工作。

  “数据反映出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较容易找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也能从侧面说明社会对幼儿与学前教育领域专业人才需求旺盛。”麦可思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记者统计,2006年以来的十年,专任教师的增速已经翻了将近两倍。但从总量来看,还是与师幼比的要求相差太远。

  作为国家标准,2013年教育部在出台《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时专门配发通知,要求各地新设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按照《标准》执行,已设幼儿园在3年内逐步达到《标准》要求,补足配齐幼儿园教师。

  2012年,为解决师资问题,教育部联合财政部等多部门还专门出台了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从提高幼儿园教师培训、建立待遇保障机制等方面,促进幼儿教师的补给。

  不过目前看来,幼儿园教师补足配齐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压力大薪酬低

  面对巨大师资缺口,不少观点认为,幼师工作压力大、薪酬待遇不尽如人意是缺口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记者从麦可思获得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届本科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中,从事“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群体月收入为35***元;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中,从事“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群体月收入为2558元。

  “幼教老师面对着巨大落差,”2017年11月23日晚,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后,北京一家收费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园长向《等深线》记者表示了担忧,“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其他幼儿教师会受到影响。” 

  她向记者解释这种心理落差。该幼儿园在北京属于较高收费的幼儿园,“但毕竟是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投资人都是需要回报的,所以幼儿园教师的待遇非常低。”

  而幼教老师的收入低到了什么程度呢?

  “现在家长都要找本科毕业的幼教老师,但是幼儿园能够给出的收入是:刚入职教师,每个月税前2000多元;有工作经验的幼教老师,税前收入是3000多元。”

  但是这与幼儿园每个幼儿入园动辄数千元的收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个教师都有落差,目前的收入仅够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一边是巨大的落差,一边是日常繁重的工作,幼教老师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心理压力的。”园长向记者表示。

  不仅如此,一个幼教老师的日常工作量非常大,很难有休息时间。

  “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没有晚上8点前回到宿舍的。此外,每天早上7点是要求老师到岗的。”园长补充说道,“中午孩子午休的时候,老师们要集体学习,是不能休息的。”

  “在此之上,加上看护幼儿,是他们重中之重的责任。”园长表示,“虽然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但是真正尊重幼教老师的人其实很少。”

  不只是民办园。随着近几年公办园扩增学位以及改扩建,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场地空间更加紧张。

  “幼儿园缺老师,地点都很小,那么点儿地方还收那么多孩子,压力太大了!”一位公办园园长说。

  她还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幼儿园老师从早忙到晚。而从教育本身来说,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家长的学历都很高,但不见得都懂得和尊重孩子,不少家长一味地不符合教育规律地要求幼儿园如何教育孩子。”

  “我希望媒体能积极、正能量地报道幼师这个群体,鼓励办学者、教育者把学前教育做下去,做好。”该公办园长说。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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