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越大写的越多这位官员从科员到副部自己写讲稿

　　原标题：“官越大，写的越多”，他从科员到部级都自己写讲稿

　　“自1989年进入政府部门后，我的职务在变，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但有一条没有变，就是坚持自己动手、自己动笔、自己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抠。中央财办就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亲自动手，官越大，写的越多。”

　　7月7日，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8年夏季毕业典礼上讲了上述这番话。

　　讲话伊始，杨伟民说，“我过去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半生干的就一件事，码字。成千上万的汉字，如何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组合文字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听，也许对大家今后会有点用。”

　　随后，他与毕业生们分享了自己长期以来从事文稿起草工作的“五要、五不要”。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杨伟民长期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曾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他曾担任中财办副主任近7年时间。中财办素有“中南海智囊机构”之称。

　　公开简历显示，杨伟民生于1956年，早年曾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之后，曾分别于1983年、1986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和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学习研究工业经济、企业管理和产业政策理论。

　　1989年，杨伟民调入原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之后历任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等职。2011年出任中财办副主任一职。今年3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今年6月14日下午，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上，杨伟民发表演讲时，自曝去职消息，称自己已不再担任中央财办副主任一职。

　　他当时表示：“我不是一个金融人士，我是非金融人士。原来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可能因为我原来的身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已经不再是中财办副主任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下面讲的和中财办没有关系了，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

　　杨伟民曾参与了国家“八五”、“九五”计划《纲要》的起草，全面负责“十五”计划《纲要》起草和组织协调，曾任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规划《纲要》起草组组长，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中长期规划、城市化、区域经济等领域，发表了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著有《中国的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等。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在分享文稿起草的“五要、五不要”时，杨伟民结合了自己曾参与的重大政策的起草过程。

　　起草文稿第一点，他认为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的讲话、***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杨伟民说。

　　第二，他认为写文稿“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

　　杨伟民谈及了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写文稿的第三点，杨为民认为要“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

　　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工作班子成员的他，回忆起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过程。

　　他表示，当时领导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

　　随后，杨伟民讲到了“要坚持，不要轻言妥协。”

　　他谈到了“十一五”规划的编制。“我们提出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约束性指标，尽管有关方面一直不同意，但我们一直坚持，并请当时的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事先向***领导小范围汇报一次，这样***领导事先有了思想准备。第二天***全体会讨论时，有关方面刚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领导挡回去了。事后看，二氧化硫和COD减排1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干。十八大报告对生态环境形势的判断说得很重的，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当时有的领导认为说过了，但我们坚持不改。十八大一结束，北京就遭遇了严重雾霾，后来大家说，幸亏没有改。”

　　杨伟民告诫清华毕业生们说，“真理是坚持下来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应该是文稿起草者的职业准则。对各方面意见，有些不得不妥协；有些能坚持就坚持，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坚持下来的内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讲话最后，谈到“要动手，不要捉刀代笔”时，杨伟民谈及了文章开头所述的自己从主任科员升到副部一直坚持自己动手起草文稿的经历。

　　“我给大家说这些，不是让大家从事这个职业。码字其实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车，很难下来，所谓的乐也是不过是苦中求乐。”他说。

责任编辑：余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