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上班去，3岁以下幼儿谁照看？

    晨报首席记者　李　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安心。短短一句话，切中了年轻父母关于托幼的“痛点”。
　　据统计，我国0岁-6岁的儿童人数超过1亿。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迅速，2017年，全国共有幼儿园近25.5万所，在园幼儿达到4600万人。然而，入托难、入园难仍是各地面临的共性问题。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黄绮、胡卫对此问题也是高度关注，分别提交提案建议构建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支持体系，解决年轻父母的后顾之忧。

　　多数家庭有入托需求

　　根据2015年上海妇儿工委调查的结果显示，67.5%的上海市户籍0-3岁幼儿有入托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专职副主任胡卫告诉记者，2016年全国卫计委对10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发现，目前0-1岁有1.8%，1-2岁有1.5%，2-3岁有7%的婴幼儿在托育机构中。
　　以上海为例，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人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80万的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现在的年轻家长对早期教育十分重视，希望得到更专业的保教服务。”胡卫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还是相对比较突出。于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类市场化的早教中心和机构，但大部分不是“正规军”。

　　早教机构质量参差不齐

　　胡卫表示，我国的学前教育是整体教育中的短板，而0-3岁又是短板中的短板。对于0-3岁的托育，长期以来都是家庭式养育为主。“当托育变成一种社会需求之后，其究竟是教育性质，还是服务性质，就影响到对其的监管定位。”以绝大部分的早教机构为例，几乎都是独立经营的咨询或服务公司，均属商业性质，缺失教育部门监管，导致托育质量参差不齐，要么托费较高，要么规范难以保障。
　　黄绮对此也十分认同，监管部门的不同，容易造成服务标准不一、质量难以保证。有些非正规机构游离于相关部门的监管体系之外，更是导致了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从业者质量数量双短缺

　　“以上海为例，2017年11月相关学者根据上海实有人口数据库的预测结果，按照1:7的师生比计算，仅2岁组幼儿托育服务需要的保育员数量就达到1.5万人左右。”黄绮表示，伴随“二孩”时代的到来，服务人员队伍短缺的问题将更加严峻，而这会是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的类似问题。
　　不仅如此，黄绮还指出，婴幼儿托育要求的专业性涉及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医学、脑科学及社会学等学科。而当前缺乏对0-3岁婴幼儿托育师资及机构作出专业要求的规定，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培训学校及机构。现实中，现阶段社会组织很少具备这类资质，且对具有一定规模的托育机构的运营管理也都缺乏成熟经验。

　　公办托育机构“托底”

　　两位委员都认为，儿童托育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关切的民生大事，政府应该承担发展婴幼儿托育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成为0-3岁托育服务的监管主体。
　　黄绮表示，婴幼儿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应对标国际标准、满足现实需求，建议由卫计委、教育和人保等相关部门牵头建立由“服务供给体系、政策支撑体系、运行保障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组成的“四位一体”托育服务支持体系。
　　胡卫则认为，要及早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尽快将托育服务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形成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建议将0-3岁托育纳入教育部门的监管范围内，同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统筹人社、民政、卫生、工商、财政等不同行政部门在0-3岁托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多元的服务供给是托育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的家庭对托育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黄绮认为，要建立一定数量的公办托育机构承担“托底”功能，为低收入家庭、赡养赋予责任较重的家庭提供托育服务。”在她看来，虽然目前困难重重，但相对较容易实行的举措，依然是幼儿园增设托班。同时，应该推动“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民办民营”、“公民合营”等多种形式的托育机构共同发展，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要。
　　黄绮强调，托育服务作为一项针对婴幼儿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需要健全的监管体系，使第三方市场化机构和社会组织的服务透明化、公开化、信息化，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中，同时促使托育服务市场形成有序的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