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对

   近日，一则《宁波小男生举报同学带零食反被处罚，网友为啥齐赞老师做得对》的新闻，让这位“惩罚了举报人”的王老师“红”了。任教十五年的宁波小学老师王悦微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谈《老师如何处理学生告状问题》，她认为“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是信任感、安全感……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按理说，遇到坏人坏事，难道就不应该检举揭发吗？但我们发现，在人们朴素的价值观里，告密始终是一种被鄙视的行为。网友对老师的齐声称赞，表达了这样的态度。

　　在人类的传统文化里，无论是东西方，都有反对告密的内容。比如说在基督教文化里，耶稣就是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了，才被钉上十字架的。所以基督教国家对于告密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就不言而喻了。而在我们东方文化里，也有亲亲相隐的典故。《论语》里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爸爸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在孔子看来，亲人之间的伦常亲情，要比所谓的正直更重要。

　　如果告密在某个群体变成一种流行文化的话，那这个群体里的安全感和信赖感就荡然无存了。人们会陷入人人自危然后互相揭发、保全自己的恶性循环。告密就不再是什么正直的行为，反而变成了排除异己、制造恐惧的工具。整个社会就没有什么正义和善良可言了。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曾经就出现过这样的社会状态。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就描述了东德时期，社会上秘密警察横行、告密风气盛行的情景。据说后来两德统一的时候，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告密者的身份被公开，涉及面之广到了摧毁整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地步。于是德国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是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告密的危害如此之大，所以人们对这种行为充满警惕。但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面对那些犯罪行为，难道我们不该检举揭发吗？难道我们应该放任不管吗？告密与正义揭发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回到这个小学生的新闻，里面的一个细节或许能给我们启发。那个举报同学带零食的男生，并不是为了维护班级纪律才这样做的，他是向对方索要零食被拒绝之后，向对方报复。所以在他的行为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恶意的存在。

　　告密行为的恶意来自两个方面，就举报者而言，告密行为的背后或者有换取利益的强烈动机，或者迫于某种恐惧的压力。 这样的告密行为，在道德上具有清晰可见的缺陷，而不是纯粹的道义行为。恶意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举报机制本身，我们要考察维持这一机制的力量是公正还是恐惧。作家林达就认为，告密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制的缺失：“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时常是含混的。这里所说的‘告密’， 并不是说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亲近的人正当举报；而是指某人并没有触犯任何刑法，却被告发而带来惩罚。 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告发，而是‘无罪惩罚’。换句话说，换在一个法治社会，哪怕被告发，也根本不会带来惩罚，因为这些言论行为本来就是‘合法的’。”

   而且在现代司法实践中，维护正义和接纳传统价值观也可以并行不悖。我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里就明确指出：对近亲属间因初犯、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可免予刑事处罚，实行宽大、人道原则，体现了司法解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对人伦常情的有条件认同。我想这也体现了香港法律里的那句名言：法律不外乎人情。

　　关于对告密行为的反驳，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当然来自电影《闻香识女人》。作家王小妮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件事，她在大学教书的七年里，每年都给同学们推荐电影，每一年都有《闻香识女人》。对于影片最后主人公查理拒绝举报砸车学生的情节，很多学生感觉不合理：那几个捣蛋的人又不是他朋友，为什么保护他们；能上名牌大学，那么大的诱惑都不要，太不真实了。王小妮评价说：“我的学生确实说出了这件事的‘中国式关键点’，是否讲出他们的名字，要看那几个同学值不值得去冒被开除的风险，而片子中的查理有他的操守：人不可告密。不同的底线设定，决定了不同的选择。”

本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