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00后”的乡村课堂

“乡村笔记”首批赴湘西的部分学生合影。

　　在2018年1月底之前，这群“00后”的生活与农村几无交集，无一人去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村”。

　　1月底至2月初，上海创业青年汪星宇和他的“乡村笔记”团队带着27名来自上海、广州、苏州等地的中学生到湘西开展乡土研学。

　　这些孩子最小的13岁，最大的18岁，生长于城市，就读于当地不错的学校。根据父母的规划，一些孩子会在3年内赴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求学。因为家庭旅游、夏令营、乐团演出等契机，此次乡村行前，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海外：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韩国、泰国、马尔代夫……

　　“如果不去农村，一些城市的孩子甚至会以为瓜果蔬菜就是从超市里长出来的。”汪星宇感到某种紧迫性。去年9月28日，“乡村笔记”成立。这是一个专注于乡村场景的教育服务平台。未来两年，他计划带1000名城市孩子去中国各地的乡村，感受真实的中国，至少要让他们今后在买菜时多0.5秒的念想——中国是有乡村的。

　　伴随着十年不遇的大雪，汪星宇带着第一批孩子出发了。

　　乡村合伙人

　　去年11月底，“乡村笔记”的3位合伙人在湖南怀化沅陵的砚石溪村合了一张影，沈从文曾在此写下名篇《鸭窠围的夜》。

　　照片里，汪星宇、金一斐和黄唯桦蹲在石阶上，姿势恰如电影《中国合伙人》的海报。但背景不是纽约时报广场的高楼、霓虹灯和广告牌，而是芦苇、跑山鸡和村民赵大姐家的木屋。蹲着并不是刻意模仿，“只是因为冷。”汪星宇笑着说。

　　对赵大姐来说，这3位26岁的年轻人是“大上海来的”。但对他们来说，长大后学习和工作的上海不是真正的家乡，老家南汇、奉贤和江苏启东才是，童年记忆中稻田、溪流和西瓜地不可磨灭。

　　“干嘛放着城里的安稳日子不过，非要跑到那么远的山沟沟去？”亲朋好友一开始都无法理解，汪星宇为什么拒绝年薪25万元的职位而去做乡村公益，还拉着大学和小学的好哥们分别辞掉公务员和程序员的工作一起干。

　　汪星宇一直走的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路线。他曾是上海进才中学的学生会主席，保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换一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硕士，研究全球治理和建构主义，毕业论文写的是“太平洋中的小岛屿国家被淹掉了该怎么办”。他出过书，上过《中国青年》杂志封面，还拿过综艺答题节目的冠军。

　　“在中国学政治，出国后所有人都问你中国怎么样。”汪星宇发现自己竟然说不清楚。

　　走得越远，看得越多，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短浅。“我只知道北上广深是什么样，但北上广深代表不了中国。”生长于南汇的他，一度以为上海的农村已经很穷，直到去了宁夏、云南、贵州支教，才发现和中西部乡村相比，上海乡下算不上典型。

　　从美国回来后，他没有和同学一样选择进投行或咨询行业。他先是加入公益组织，到湘西扶贫，但发现一些所谓的“扶贫”模式不可持续，无非是名牌大学学生到农村，通过电商方式、私人渠道帮老乡卖农副产品。人一走，东西还是卖不出去。“卖情怀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要让农村更多地被看到、被关注。”

　　他选择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带人去农村。“不了解乡村，就不了解中国。如果没有一个机构像我们这样大声疾呼，孩子们可能永远不会去农村。”和其他公益组织不同，“乡村笔记”不做公共服务，不做支教扶贫，不做乡村旅游，而是做课程。“我们把孩子们带到乡村场景中学习，绝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汪星宇到底想做什么，但让孩子下乡的理念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同：“苦一点不要紧，男孩子就要吃苦！”“生病也没关系，谁一辈子还不感冒？”

　　一位母亲告诉记者，孩子经常因为运动腿酸而抱怨一整天，她希望“最好把他送到农场劳动几天”。

　　去年8月，汪星宇和金一斐从上海开车奔赴湘西，寻找理想中的村落——“条件要艰苦，但不能太苦。一定要有水，并且通热水。”拿着湘西民俗学专家、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田茂军开出的湘西古村落名单，他们跑了17个村子，最终定下花垣县金龙村。

　　但一切精心安排被突如其来的南方大雪打得支离破碎。

　　“乡下有什么好去的”

　　经历了航班多次延误，挤过绿皮火车，“乡村笔记”调研营第一期的学员1月30日才到达金龙村，比原计划晚了两天。

　　开车上山的路上，孩子们捧着手机各自听音乐、看视频、打游戏，但后来都凑到窗边。白雪皑皑的山川、背着竹篓的老人、冰冻的水稻田，一切充满新鲜感。

　　金龙村被称作“悬崖上的苗寨”，当地人以苗族为主。刚下完雪的村庄被冰雪覆盖，云雾缭绕山峦，长长的冰凌被风吹得几乎与地面平行。“彻底被震撼了。”18岁的吴逸伦在团队中年纪最大，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雪景。

　　逸伦今年读高三，是上海市中原中学的学生会主席。他身材高大，戴细框眼镜，抹发胶，衣着考究，拖着28寸的行李箱外加一个大旅行包。他跟家人商量报名时，父母不太支持。“他们觉得乡下有什么好去的。”但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为了不误机，他干脆前一晚睡在浦东机场。

　　田茂军义务为孩子们介绍湘西的历史文化。他告诉记者，在湖南省的14个地州市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全省倒数。湘西下辖的吉首市和7个县里，花垣县已经算是经济水平靠前的地区。

　　“听说没有WiFi，但没想到连空调都没有。”这里的条件低于高天悦的心理底线。提起农村，她首先想到的是苏浙地区新农村的小别墅，或是周庄这类经过商业开发的知名景区。她是第一个报名“乡村笔记”的学生，在国际学校念初二，外语流利，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智能手机、无线网络是她的生活必需品。

　　叶子豪也是主动报名的。他今年高二，就读于进才中学，成绩拔尖，是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他去过欧洲，但总觉得视野狭窄。“我想走出城市，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他的父母在湘西有一位对口捐助的贫困学生，因此一直对这里很好奇。和其他人一样，他翘了补习班，目的只有一个：去真正的乡村看看。

　　孩子们居住的“天边苗寨”客栈位于海拔约900米的山顶。汽车在蜿蜒山路上爬行3个多小时才到达。一下车，大家兴奋地打雪仗，在冰面上滑得东倒西歪，笑成一团。他们尚未意识到这场大雪对村庄意味着什么。

　　很快，消息传来：大雪压断了电线杆，水管完全被冻住。接下来3天，全村没水没电。“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懵了的，可不止天悦。

　　气温最低达到零下7摄氏度，但只有一个房间有火盆。几天里，孩子们有的两人挤一床睡觉，有的不脱衣服，直接钻进仿佛结冰的被窝。水是每天从山下打上来的山泉，用炒菜的灶锅烧开，还漂着油花，大家凑合着洗漱。逸伦带的半箱护肤品和换洗衣服全都没派上用场。“洗脸就是每天最精致的时刻了！”逸伦玩笑道。

　　汪星宇此时在常德带领写作营的孩子赶路，正在火车站里上课，内心焦灼。“但孩子们的吃苦精神超出我们想象。”黄唯桦说。

　　“凭什么有优越感”

　　当晚，所有人被分成两组。从第二天起，他们将要进村田野调查，通过采访乡民，了解当地的婚俗和饮食文化。所有人立刻进入状态，看书查资料，准备调研计划。

　　学习是他们的强项，行李箱里都背着寒假作业，有人坚持在颠簸的飞机和火车上看书做题。自我介绍时，每人都报得出至少3个特长。除了学生会主席，这里还有书社社长、体育部部长、乐团团长。

　　但语言不通加上初来乍到，对他们来说，和村民们搭讪比克服没水没电还要难。“在城市里一天不说一句话也能活得很好。我已经习惯网上聊天，特别不善于面对面与人交流。”陆艺飞说。他是华师大二附中的高二学生，热衷参加公益活动。调研第一天，他在老乡家门口转悠半天也不敢进门，总觉得不太礼貌，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就是开不了口。

　　逸伦最快接地气，掌握了村里社交方式的精髓——递烟。虽然不会抽，但他学着把对方回赠的烟别在耳根，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子豪不好意思发烟，就用拍立得相机为阿姨们拍照作为礼物。

　　他们的拘谨很快被老乡们的热情解放。每到一户人家，听到的第一句总是“先进来烤烤火”，然后米饭、糍粑招待。若是问路，对方不是随便一指，而是直接带路过去。虽然普通话讲得不好，老乡们都努力回答。饮食组的学生们请教完茶叶问题后，爷爷干脆送了一大包市场价4000元1公斤的云雾茶，而他家一年只产15公斤。

　　“我们说请人进来吃饭，通常只是客套，可他们是真的想让你进去吃饭。”子豪彻底被乡民的友善和淳朴打动，“这些是我们正在丢失的品质。”

　　村民龙兴国特地来客栈邀请学生们参加孙子的婚礼，甚至把银新郎、银新娘（苗族婚俗，代替新郎新娘完成迎新娘仪式的人）的重要角色委托给他们。他是退休教师，曾担任当地学校的校长，对金龙村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对着村里每块石头都能吟出一首诗。

　　天悦采访的村里几位老人都和龙兴国一样，知识修养、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有的念过高中，没有念大学是因为家庭条件问题。“城里人除了衣服穿得好点，凭什么有优越感？”她说。

　　清晨，大家早早去村口迎新娘，参加了一场城里不可能看到的婚礼。他们被当成贵客安排了两桌流水席，每个人都被发了一把糖果、瓜子和花生。“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特别要好的玩伴。平时看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一起玩，其实很羡慕。”这种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逸伦从未体会过。

　　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所写相似，金龙村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村民的脸上洋溢笑容，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我们总觉得乡村人过得很苦，但实际上他们是精神上的富人。”子豪说。

　　婚礼当天，全村人都来帮忙。龙兴国在大红纸上写下每个人的任务，男人杀鸡做菜，女人打鼓跳舞。男方的亲属拖了两口麻袋，装满糖果和一元钱纸币，在广场上撒了好几次，大家抢得不亦乐乎。“不是演唱会的那种喧闹，而是一种有秩序甚至带点安静的热闹。”艺飞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凝聚力。

　　子豪在婚礼上遇到一位只会说苗语的爷爷，牙已掉光，站在屋子门口晒太阳。他们“聊”了好几分钟。“我们都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好像能够理解对方。”他说。

　　埋下一颗种子

　　落地上海，所有人都回归了衣食无忧的城市生活，但天悦恨不得“洗完澡就立刻回去”。她怀念空旷雪白的蚩尤大峡谷，还想站在悬崖边吼一嗓子。

　　她回城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这里有水有电，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她告诉记者，当她和朋友说自己去了农村并且没水没电时，对方一脸不信地问她：“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没有亲身经历是不会了解那种感觉的。”农村对天悦而言，不再是遥远的平行世界，而是一个有故事和回忆的存在。

　　“人很难跟没有见过的东西产生共情。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鸿沟，有些人相互指责对方如何侵占自己的资源，就是因为不了解。只有真正走到那个地方，才能打破这种隔阂。”汪星宇说。

　　最后一晚，每位学员都做了扎实的成果汇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尚阳教孩子们调研方法。她认为，口述史的方法能让人从了解村庄的历史开始，到分析存在的问题，再到洞察乡村建设的可能。

　　艺飞觉得，心底被埋下了一颗种子，“分析问题会多一个视角，不仅从城市出发，也站在农村角度思考，在力所能及时为乡村发展做出努力”。

　　告别时，龙兴国说：“你们能来这里我真的很高兴。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个村子，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逸伦发觉，乡村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破败。他注意到老乡家中的现代元素不少，比如液晶电视、洗衣机，婚礼嫁妆中有酒柜和衣柜。他希望上了大学后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带着更多年轻人去乡村。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289万人。

　　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是“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首倡地。在湘西“十三五”乡村旅游规划中，金龙村入选首批示范领先的100个村落。村支书龙子彬告知，5年前村里人均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如今发展旅游产业，办农家乐、卖土特产，人均年收入约为5000元，去年已脱贫。村口第一块招牌，就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推精准扶贫”，不过半数以上的村民至今仍外出打工，除了每年4月的樱桃节，平时少有人来游玩。

　　2016年，村里斥资300万元请长沙设计院打造的“天边苗寨”客栈，仅以一年5万元的价格包了出去。在汪星宇带人来之前，17个标间竟无人住过。孩子们的到来让客栈老板有了信心。

　　“乡村缺乏的是文化自信，乡村需要被尊重。”金一斐每每看到有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去农村力主推倒传统建筑时，都很痛心，“老乡们看到城里的孩子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向农村学习，会有自豪感。”

　　活动结束，调研营的每位同学收到结业证书，上面盖的是金龙村村民委员会的章。所有村民都是这堂乡村课的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