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海为田：看沿海先民勇毅而灵活的“脑洞”

西汉南越王墓中的器物，发现海鲜残留。

中国是世界上农耕文化最深厚、成熟、完善的国家之一。先辈们经年累月，积累起系统、因地制宜的农业知识体系，形成了庞杂、形态多样的农俗，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中国人眼中的“农”和“田”，并非仅限于陆地，向海要地，耕海为田的历史也很久远。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广大范围内的沿海先民，在生活的驱动下，以勇毅的气魄和灵活的头脑，最早地发展出了丰富的海洋养殖手段，选育出繁多的海洋养殖品种，令中国成为世界上海洋养殖规模最大的国家。

有学者指出，海洋养殖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通常能想到的“解决吃饭问题”，中国海洋养殖方面的不断突破，带来了产业的一次次新发展，大量贝类、藻类产品的养殖，在吸收二氧化碳，改善大气环境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渔盐之利是古时富民强国的重要加分项

沿我国的海岸线走一走，无论南北，你都会发现各地的大小博物馆中，藏品里少不了各种捕鱼工具。小到鱼钩、骨坠，大到渔网、渔船，年代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从捕鱼工具精细的加工、明确的分类，我们也可知晓，那时的古人对各种海产品的性质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

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带，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贝壳堆，称为贝丘遗址。它们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考古、古生物等学科的学者们。各地的贝丘遗址，由于附近海域的生物品种不尽相同，内含物也有不小的差别。以广东为例，学者们在其中发现了大量蚬、文蛤、牡蛎、蚶、丽蚌，以及各种螺、鱼类、两栖类的遗骨遗骸。显然，它们曾是本地居民的腹中物。

一般市民熟悉的海产遗物，大约要算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陈列和收藏的种种。它们包括青蚶、楔形斧蛤、龟足，以及河口地区淡水生物耳螺、笋壳螺等。说明王室成员也不能摆脱“生猛海鲜”的诱惑。史载赵佗还曾向汉王宫进献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也就是大约三米，规模惊人。

先秦时，许多先哲记载了当时海洋渔业活动的情形，如《庄子》的“投竿而求于诸海”；《管子》的“渔人入海，海深万仞，被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归者，利在海也。”可见对海洋的认识已经更进一步，上升到经济活动的层面了。

这种摆脱滩涂和浅海，向更远而广的海洋要资源的方式，必须建立在较为成熟的海洋航行及造船技术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之所以长期保持强国地位，除了良好的陆地农业生产条件，因沿海之便而得渔盐之利，是极为重要的加分项。

蚝蚬大丰收 疍家银满多

至于海水养殖，有专家指出，汉代之前我国就进行了牡蛎（俗称海蛎子、蚝）养殖的早期尝试。宋代时苏轼被贬儋州（海南岛北部）时，就很喜欢吃牡蛎；到宋代又出现了珍珠养殖法，珍珠贝养殖最先始于我国，合浦、北海、东兴被誉为“珍珠故乡”；近几十年随着科技的进步，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以及棘皮动物（如海参、海胆）多品种、多元化养殖的格局已经形成。

现在很多人认为，珠江三角洲养蚝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当时，今虎门、龙穴岛一带的咸淡水交界处，已经出产相当有名的“靖康蚝”。疍民们采用投石养蚝或以竹养蚝的方法，也说明他们养蚝的知识已经很丰富。元代时“靖康蚝”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诞生了专业的蚝户。不过我们今天熟悉的名产“横琴蚝”，出现的年代可能比较晚。按照现在已知的材料，大致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中山、新会沿海地区才出现人工养蚝，珠海的人工蚝业则迟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而随着珠江三角洲水文环境的变化，素有盛名的“靖康蚝”反而衰落了。

此外，珠三角一带还有蚶、蚬、薄壳等的规模化饲养，主要的品种多达十几个。如番禺一带海面，“海中有白蚬塘，自狮子塔至西江口，凡二百余里，皆产白蚬。岁二三月，南风起，霞气蔽空，辄有白蚬子飞落，微细如尘，然落田辄死，落海中得咸潮之力乃生，秋长冬肥，积至数丈乃捞取……蚬之利以白蚬塘为最，豪右家擅夺海中深澳以为塘，白蚬之所生，或多或少，视其人造化所至。蛋人（即疍民，旧时东南沿海地区水上人家的通称）佃其塘以取白蚬，亦复如之。故谚曰：‘今年白蚬多，蛋家银满多。’”

为什么珠三角的贝类养殖业如此发达？肯定是因为有巨量的老饕。清代王闿运《入广记》记载：广州蚝类及其他海产品“腥秽于市井，纷错于楼馆者不可胜计”。

资料图

由被动而主动 从个别到规模

从渔业发展史上看，明清是海洋养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许多突破性的技术出现于此时，养殖规模也有显著扩大。其原因，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有研究者援引沿海地方志和当时出现的渔书指出，这一时期海产品种类数量之多前所未有，除了寻常海鱼、虾、蟹等，鲸、鲨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和鱼类也成为捕猎的目标。

如捕鲸，由于鲸体型巨大，除了自然搁浅的之外，在海面上驾舟猎捕十分危险，所以早期中国这方面的记录不多。到明清时期，鱼镖捕鲸法发明，从《高州府志》“一鱼之肉载十余船，货钱数十万”等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东南沿海的居民们就常常跃海击浪，去猎捕巨鲸了。以今天生态保护的眼光来看，这些壮观的海中巨兽的消失的确令人叹惋。但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恐怕还是要理解他们谋生的艰辛和勇气。

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所记载的如翻车鱼、文昌鱼、旗鱼、白腹等，都是前代的文献中所未见的。对海鱼生长发育与习性，也在前人积累的资料基础上，又结合了新的观察而更为丰富，例如一些海鱼的咸淡水广生性、洄游规律等。利用鱼产卵时发声，及趋光性等特性进行捕鱼的方式也被广泛采用。这些方法，曾经引起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等的赞叹。技术的改进，令渔民们对海洋生物的认识更加深化，为养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比如，在珠江口一带出现了专门的鱼花户，也就是采集、培育鱼苗的专业户。这些渔民们收集起来的鱼苗，不仅供应本地的养殖户，还随着各地商人的船舶，远及中国内地各处。当时的大鱼养殖也发展迅速，所谓“养鱼花者十之七，养大鱼者十之三”。又有“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男贩鱼花，妇女喂爱蚕。其土无余壤，人无敖民，盖风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谷估及贩鱼花。史称水居千石鱼陂者此也。”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桑基鱼塘”。

另一方面，明清时频繁而森严的鱼禁、海禁等禁令令沿海居民的海上作业空间大大压缩，常常只能局限在面积有限的近海渔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大规模捕捞，势必造成渔业资源的下降乃至枯竭，海水养殖业势必应运而生。而养殖业规模的扩大又对改善当地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官府的支持。学者欧阳宗书就指出：“这一产业的兴起不仅为其时沿海的部分剩余渔业人口找到了一条衣食之源，更驱动了中国传统的采捕型海洋渔业缓慢地朝着现代生产型海洋渔业方向发展。明清中国海洋渔业由天然捕捞向人工养殖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一次重大转折和中国海洋社会的一场‘蓝色革命’。”

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