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知识高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教授在佛山南海作主题演讲。

    南方日报记者 戴嘉信 摄

    “5至10年内，我相信能在粤港澳大湾区看到中国的斯坦福大学，看到这里成为‘知识高地’。”11月21日，“世界湾区，全球对话”2017年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佛山南海精彩上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发言并表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领袖人物，萨金特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论坛上，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话题，萨金特与在场嘉宾进行了分享与互动。“理性预期建立的前提，就是人们不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经济规划者并不比普通人更了解经济。”最后，他还以两句中国古谚诠释上述理论，“一句话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一句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南方日报记者 王芃琹 王诗琪

    发展湾区经济需要科研支撑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写入2017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建设情况、前景展望成为众人关注焦点。

    放眼全球，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城市湾区。与之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1.36万亿美元，是旧金山湾区的1.8倍。

    “我之前在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教课时，就住在旧金山湾区。不过，粤港澳大湾区比旧金山湾规模更大，且更具朝气。”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萨金特对其持乐观态度。

    近几年来，萨金特频频访华，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6月，他加盟了位于深圳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成立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据悉，该研究所以人才培养为重要使命，而萨金特本人也将参与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珠三角、选择深圳之时，萨金特笑着说道：“这里的城市很宜居，也很有活力，让人十分期待来此工作。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非常聪明、勤奋的学生。他们对学术的重视程度，让我印象深刻”。

    国际上，湾区城市一般都是区域创新的引领者，最典型的就是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的硅谷。而硅谷的崛起，又与斯坦福大学息息相关。这里诞生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这其中就包括谷歌、惠普、雅虎、罗技、特斯拉、Firefox、ebay等公司的创始人。

    “成熟的湾区经济，必须有强劲的科研实力予以支撑。”论坛互动环节，他再次向众人表达了他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信心。“5至10年内，我相信能在粤港澳大湾区看到中国的斯坦福大学，看到这里成为‘知识高地’。”

    政策制定与民众预期相互影响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一直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对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大部分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学术专长是动态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2011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共同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在解释政策与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直以来，萨金特都为学术界所关注。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三年后，他位列世界上14位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当谈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时，萨金特多次引用中国古代谚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历史悠久，也说得很聪明，可以说是理解一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

    他进一步解释道，政策制定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这在任何博弈或社会关系中都是如此。“如果你已有了针对现状的策略，那么我的策略要根据你的策略来制定。就像下围棋时，我们既要考虑团队策略，也要观察对手的策略。如果对手策略发生改变，我们也要因时而变。”

    萨金特表示，与以往假设人们被动适应政策的模型不同，理性预期模型认为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预期也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聪明的政策制定者会将这种相互作用考虑在内，制定相关的政策。“理性预期建立的前提，就是人们不可能知道一切，经济规划者并不比普通人更了解经济。”

    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重要力量

    年过七旬的萨金特，对新兴事物接受程度很高。采访过程中，他告诉记者，自己用的是华为手机。

    这一细节，反映出萨金特对创新创业的高度关注。“竞争是推动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反之，垄断会限制创新。”

    他表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源于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的实现途径包括创新与模仿。“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侧重点不同，有的时候模仿可能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创新可能更好一点。”

    长久以来，由于认识到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市场的完善与保持充分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而萨金特认为，在推动创新创业过程中，中小企业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怎么做？在他看来，政府和社会可以做的事情，是支持教育，提倡市场的竞争，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改革和创新，其实就是一句话，让人能不停地尝试新的想法，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轻松。”

    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下创新创业的一大风口。萨金特表示，机器学习一个最大挑战就是要建立计算机模型。他以围棋为例，“过去，机器人很难战胜人类，直到‘树搜索’算法的诞生。机器借助这种算法不断进行模拟，验证、收集数据，学习，最终战胜人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中国也处于前沿水平。”

    ■观点

    国际学者建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应着眼全球瞄准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

    中国经济的引领者”

    11月21日，在广东金融高新区举行的“世界湾区，全球对话”2017年湾区经济发展国际论坛上，不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分享其研究成果，也有来自美国、瑞典、土耳其等地高校的学者依据其立于国际的视野，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的协同等，各自提出了建议。

    在这些学者中，不仅有观察中国经济30多年的“中国通”，也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者。通过他们投射至这片经济热土的目光，或可一窥世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期待。

    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艾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赛达特·艾巴（Sedat Aybar）向观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夜间的地图，黄色代表夜景灯光，亮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赛达特·艾巴介绍，除北美、西欧、东亚外，中国广东区域也很亮。“这里的发展势头和以前一样强劲。”

    赛达特·艾巴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学和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其曾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将由出口导向转向国内投资、消费驱动；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中，其投资的方向将转向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趋向欧美市场。这些变化也正在珠三角地区发生着。

    “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都和广东密切相关。通过广东这条经济走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计划连接起世界其他的经济走廊，并带来相应区域的发展。”赛达特·艾巴表示，广东也正在将自己的经济发展融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借由“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触角甚至可以延伸至北美洲和南美洲，形成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模式。

    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兼职教授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同样为珠三角经济的巨大发展感到惊讶。“1984年我曾来到中国，现在看到的发展令我叹为观止。”

    2010年，观察中国经济20多年的贾尔斯·钱斯出版专著《中国与信贷危机：新世界秩序的出现》（中文版书名为《中国准备好了吗？》），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在于中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与赛达特·艾巴不约而同，贾尔斯·钱斯也认为，凭借着传统的制造车间、工厂兴盛起来的佛山模式，其以“生产”“出口”为关键词的导向应当开始转变。“我们现在处于后工业化时代，需要调整经营方式以适应发展。”“更快、互联、全球化、城市化、绿色”，这是他给出的关于未来的经济图景，涉及到的关键技术包括话联网、物联网、环保等。“如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能够借由国家战略在上述这些领域开始行动，这里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贾尔斯·钱斯说。

    跨区域协作强调政府协调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要实现协同融合发展，需要有一件能促成大家一起来做的事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国际商务系副主任、系学术研究部负责人弗兰西斯科·西亚巴斯基（Francesco Ciabuschi）如是说。

    乌普萨拉大学曾促成“推动抗生素行业群的全球性创新项目”（下称“DRIVE-AB项目”）。这是一个由来自12个国家的16位公营组织和7家私营企业组成的公私合营性质的财团IMI资助的项目。弗兰西斯科·西亚巴斯基表示，瑞典作为一个只拥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却能成为这样一个全球性项目的主力军，其经验或许对粤港澳大湾区内一些强调区域协同的项目实施有一定参考性。

    今年6月，佛山市提出“香港+佛山”七大领域11个重点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以香港对外贸易对接佛山产品出口、香港金融创投对接佛山智能制造、香港科研教育对接佛山驱动发展战略等，香港佛山将共建千灯湖创投小镇、广东工业设计成为“粤港设计走廊”等。

    那么，跨区域的产业对接如何才能实现“1+1>2”的效果？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市场难以指挥，但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上，政府要发挥作用。“例如对于新药开发的研发投入，由于创新的风险性，我们不能根据结果定价，而要按照过程来定价，这样才能鼓励创新；其次是政府应当充当一个协调者、组织者的角色；第三是保证连续有效的市场进入奖励。”弗兰西斯科·西亚巴斯基表示，DRIVE-AB项目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推广至其他领域，“关键是合作多方目标一致。特别在针对未来的创新方面，政府更应该发挥好协调作用，保证对创新的投入以及项目的持续推动。”

    赛达特·艾巴表示，跨区域间项目的实施需要政府综合考虑合作各方的利益，以及以怎样的投资模式、如何进行收入分配等。

    ■企业声音

    Link-U管理咨询中国区合伙人柯斯：

    外商投资

    注重解读当地政策

    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体实力雄厚。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关于企业家在做外部投资时，更看重哪些要素。我们的调查结果很有意思：企业决定投资的第一要素是基于人力资源的情况，特别是人才情况；第二是基于市场活跃程度，如果一个市场活跃程度较低，则企业在这里投资相对难以获得先进人才，因而很难发展起来；第三，则是国家层面对当地的战略定位及相关政策。

    第三点非常有意思。在我们原本的认知中，一个企业要在某个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是企业的品牌、产品、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等。但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在对中国的投资中，已逐渐将对中国国家战略、当地政府的政策法规等解读能力纳入其投资的能力范围。

    广州基金副总经理、科金控股董事长刘志军：

    以金融为纽带促进

    粤港澳大湾区共融

    目前粤港澳合作可以说是已经逐步深化，从产业上的“前店后厂”，到金融上的深港通，粤港澳区域合作不仅涉及到土地资源共享，还包括产业攻坚，更有金融高层的互联互通。

    而在金融合作方面，粤港澳三地未来还有很多空间。这是因为区域有金融融资需求，需要资本为科技研发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世界级的湾区必然是一个世界级的金融创新高地。

    如何打造金融创新高地？股权投资是其中一个关键。例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目前，硅谷已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发源地，制定了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规模占美国风险投资三分之一。

    我认为，股权投资可以成为粤港澳共融的强力纽带。借助股权投资等方式，把全球一些创新的项目引进粤港澳大湾区，也可以为大湾区的原生优质企业提供长期的金融服务，最终突破行政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