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改革开放首位洋厂长:26万字方案引起高层重视
原标题：中国首位“洋厂长”与改革开放
▲ 威尔纳·格里希是第一位在中国任职的“洋厂长” 于澄建摄
◆ 无论是大胆起用格里希，还是格里希在工厂的改革，都彰显了改革的勇气与担当
◆ 今天看格里希的做法，主要集中于车间质量管理层面，是中国企业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特征
◆ 从格里希身上，我们看到改革没有所谓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 开放带来外脑，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成为了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扬 袁帅 吴植
上世纪80年代，武汉市政府曾破天荒地聘请德国人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首位“洋厂长”，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实践证明，这一大胆决策既开启了引进海外人才的先河，在当时也为国企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虽已于2003年在德国去世，但《瞭望》新闻周刊通过采访其子伯恩特·格里希，以及当年格里希在武柴的同事，以30多年的历史沉淀为背景，回顾了那段改革岁月，很多举措和细节依然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武柴曾经有位“洋厂长”
1984年，德国退休工程师格里希只身来到武汉柴油机厂，一开始是作为技术顾问。几个月后，武汉市政府任命他为厂长，主持全厂的生产经营工作。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11月的两年任期里，格里希的严细管理令这家老国企焕发了生机：柴油机的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的废品率从50%控制到3%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
这个65岁的德国退休老头是如何做到的？
时任武汉柴油机厂党委书记的谢长钦作为格里希的搭档，亲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谢长钦记得很清楚，格里希上来就抓劳动纪律，抓产品质量。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提高柴油机清洁度，国家标准为每升195毫克，而武柴是3000毫克，严重影响机器寿命。
戴着白 手套，拿着游标卡尺和一支带磁铁的笔，格里希不放过每一台机器设备。他用白 手套摸机器，没有砂，才算合格。“我们起先做不到，压力大。格里希说，我来中国、来武柴不是瞎忙的，对待自己的产品要像对待自己的眼睛一样。”谢长钦说。
格里希的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往往一针见血。他说，工厂生产的产品即使是1%的次品，但对一个用户来说就是100%的次品。他甚至说，“我认为中国要加强整个民族的质量意识。”几番下来，格里希获得了“质量先生”的美誉。
格里希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两年任期内，他不仅改变了武柴一个厂子，还透过武柴撰写了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组织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引起了企业界以及国家高层的重视。
“质量就是生命”仍不过时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改革试验场武柴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被淘汰，格里希老人也已故去多年。但今天人们重温“洋厂长”的改革历程，仍能找到心有灵犀之处，首要的就是格里希对质量的执着要求。
以今天的视角看，格里希似乎没有什么太复杂深奥的理念和打法，就是严格管理，质量第一，并且一以贯之、亲力亲为。但在当时的中国，物资商品仍很紧缺，对质量的关切还远远不够，不少国企和武柴一样：吃大锅饭人浮于事，工人干事不认真，产品质量提不上去。
格里希厂长眼里容不下“差不多”先生。谢长钦回忆，格里希在探求武柴产品质量问题时曾说：“我看了你们的图纸，图纸没有问题，但你们的制造工艺达不到图纸的要求。”比如，图纸上一般都标注允许的误差范围，工人们觉得只要在范围内就行了，但格里希要求越小越好。
伯恩特也是一名工程师，20多年前曾和中国企业打过交道。他所在的德国企业与中国工厂合作生产设备。但中国工厂生产的次品率很高，一度高达30%以上。于是客户说什么也不要这家厂生产的设备，必须从德国进口才放心，而提出这个要求的就是中国客户。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但从一支圆珠笔芯需要进口，到成群结队地从海外背马桶盖，可见质量这个词对中国制造的分量有多重！”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格里希从严治厂、质量第一的理念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场品质革命。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仅是一种企业管理行为，更是提升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相适应的供给质量的必由之路。
改革的初心与勇气
格里希的成就与成就格里希的，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的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格里希初到武柴，只是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到厂子，只是当参谋做顾问。在谢长钦的记忆里，这位联邦德国的退休老头似乎什么都看不惯：有的工人上班聊天喝茶很散漫，上下班时间随意，工厂清洁度也不高。
毕竟，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刚刚起步，国企在计划经济的束缚下管理还很落后。格里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作为洋专家，他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既然要摸着石头过河，洋专家为啥不能当厂长？武汉市政府果断作出决定，任命格里希为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赋予他管理工厂的权力。
一家国企让外国人担任厂长，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伯恩特说，“父亲有幸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直到多年后仍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我为他感到骄傲。”
无论是大胆起用格里希，还是格里希在工厂的改革，都透着改革的勇气与担当。中国东北研究院副院长李凯认为，今天看格里希的做法，主要集中于车间质量管理层面，是中国企业改革起步阶段的重要特征。“万事开头难，现在看起来格里希做的好像很简单，但当时要克服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要真抓严管是很难的。”
谢长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一些职工觉得他要求太严，认为他姓‘资’。”他说，有一次格里希对一个职工发了脾气，要开除这个职工，但这在当时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反复做格里希的工作，花了一个多星期，最后让这名职工道歉才算完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李凯认为，从格里希身上，我们看到改革没有所谓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改革开放40年，到今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当前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进入到深水区，但毕竟我们积累了经验和条件，与当年改革的环境已大不一样。此时重温格里希，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永葆改革的初心，呼唤改革的勇气，“没有一个敢字，就只能原地打转，打不破陈旧藩篱。走不出条新路来。”
改革没有完成时
格里希在武柴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大圆满的结局。格里希回国后，武柴很快就倒退回老样子，质量管理变得松松垮垮，产品质量迅速下滑。没几年，东南亚市场就不再进口武柴的产品。到1998年，武柴破产。
这也深刻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进程。在李凯看来，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力完全接受格里希带来的生产经营理念。而且，格里希的改革虽然轰动一时，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对体制机制动手术。
有人将格里希比作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为啥“好念经”？一是“外来的和尚”有先进的经验和理念，二是“外来的和尚”与庙里的和尚都不认识，没有利益牵绊，就可以安心“念好自己的经”。格里希不远万里，从德国赶来，不拿工厂一分钱工资，凭着一股子工程师的执着，愣是把厂子的老毛病给扭转了过来。
值得警醒的是，格里希30多年前在武柴发现的种种弊病，直到今天还能在一些企业里找到影子。
记者在一家大型企业采访时曾了解到，一个车间生产出了废品损失了1000多万元，要不是来了一位新老总，就会按所谓的惯例不了了之。一位企业老工人曾痛心地说，一米的钢管、几颗螺丝，本应当宝的东西我们却浪费了，不当回事，“一厘钱精神”没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都超乎寻常，必须对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才能够闯过激流险滩。”曹东勃说。
引智开放仍是大文章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父亲也不可能到中国去，”格里希去世后，伯恩特曾到中国参观访问，“中国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洋厂长，正是大时代的鲜明特征。1983年，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很快，中国有关方面和原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建立了联系，1984年，格里希受原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委托来到中国。
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开放促进改革，改革加速开放。开放带来外脑，引来了先进的经验和理念，成为了改革的加速器和催化剂。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来华专家累计达到650万人次，遍布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国人熟悉的来自德国的国足“洋教头”施拉普纳。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德总代表袁旭东表示，中国今天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仍需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正如******在会见外国专家时所说，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坚持引才引智同引技引资并举，才能更好实现十九大提岀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40年经验表明，改革与开放互为动力互相促进，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扩大对外开放，仍不失为破解改革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深圳石岩劳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