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鹿董事长狱中减刑司法机关为什么没事找事？
原标题：狱中原三鹿集团董事长减刑必须经得全社会最严厉的审视，司法机关为什么没事找事？
由三鹿衍生的“毒奶”梗，似乎比那起事件本身更能占据公共记忆的高地。
在刚刚经历疫苗事件的背景下，近日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减刑的消息一度登上热搜，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不得不说，当对信任的背叛与对孩子的伤害联系在一起，三鹿已经成为了一个沉重的文化符号：
人们无法忘却那场影响难以估量的灾难。这场名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的公共健康事件，开端于拗口的“三聚氰胺”与无底线追逐利润的贪婪，让将近4万名孩子的健康成为祭品。
人们无法原谅“毒奶粉”给孩子带来的永久损害。数年之后，当有媒体进行回访时，以一个简单但沉重的标题开拓了受害儿童的现状：“比同龄人矮小”。
人们对孩子的爱有多深沉，这创伤就有多深刻。在严惩责任人的呼吁中，时年66岁的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三鹿集团部分高管亦依法领刑。
而减刑引起大家的质疑和非议，更是因为老百姓对司法腐败的厌恶和警惕——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监狱这个高墙环绕的赎罪之地太过神秘。目不所及的高墙中发生的一切，都会让人产生无限的猜想。
比如减刑。
过去，确实出现过在一些腐败伎俩与权力的操纵下，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成为逃避刑罚的三件“法宝”。不学无术者成为“监狱发明家”，屡教不改者化身“立功专业户”，“减刑服务”成了在互联网上公开叫卖的消费品。
因为丑闻垮掉的信任，应当通过法治保障的公平正义重建——
1、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严格规范减刑、假释程序，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提出明确要求。
2、2014年，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可能出现的司法腐败问题进行制度上的严格约束。
3、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贪污犯罪，写入了“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将刑罚执行的口子收得更紧。
这是田文华第三次减刑。此前，在第二次减刑刚刚曝光的时候，他的侄子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两三年就保外就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事实证明，这种“乐观估计”毫无意外地落空了。掐指算算，田文华在监狱里应该已经过了十次生日。
我们可以给予宽容，但必须坚持正义。当监督穿透“高墙”，司法机关早已将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一切减刑决不允许耍花招、搞权力交易！
让老百姓对减刑放心，不能只求“问心无愧”。
像田文华这样有着恶劣社会影响的服刑人员，如果要减刑，就必须接受全社会最严厉的审视。
公开从来是最好的“防腐剂”，减刑程序也不例外。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就越要应当考虑采取必要而充分的公示方式，真正实现法律赋予舆论与每个受害家庭的知情权、监督权。
因此要让老百姓对减刑放心，必须做到两点：
一是公开透明。只要足够公平透明，就能让人看清正义的原样。
为了最大程度减小减刑假释案件中的黑箱操作空间，最高法在2014年通过了《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
这份司法解释明确，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开庭前三日应当进行公告，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通过互联网依法向社会公布。
这是减刑案件中最基础的三项公开，也绝不是走过场。司法解释规定，在材料公示期间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法院应当依法采取开庭审理，乃至通知异议人出庭等措施。这种有后果的公开，是司法实质性公开的最好体现。
二是依法办事。有悔改表现，就应当依法给她机会，就算她是一名囚徒。
我们有必要了解三个关于减刑的法律知识：
①无期徒刑不代表要将“牢底坐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如果真心悔改或有立功表现，服刑二年以后无期就能够变为有期。
②减刑是对原判刑期适当减轻的一种刑法执行活动。减刑既能确保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落实，更能激励罪犯努力改过自新。如果没有减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关押着失去早日新生希望的服刑人员的高墙内会是怎样一幅场景。
③从无期到刑满释放可不是关两年就能出来的。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了减刑的限度：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时间不能少于13年。也就是说无论在监狱里表现再好，这13年的牢是必须要坐的，这是底线。
回到田文华案，从网上公开的裁定书来看，三次减刑都经过了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执行机关出庭履职，监狱民警乃至罪犯都出庭作证，认定田文华有认罪悔罪、考核立功表扬等情节，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
最后，依法公开的减刑活动，既是对社会的一次法治公开课，也是对每位受害人的尊重与负责。反之，对于舆论的每一次追问，都应当通过司法公开给出最坚定的回答。
敢于站在阳光下接受老百姓监督的司法，才能将刺眼的挑剔化为温暖的鼓掌。
因为——只有司法有底气的回应，才是最能安定舆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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