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女儿致父亲：老战士永不死 他们只是慢慢凋零

　　原标题：李敖女儿致父亲：老战士永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凋零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以玩世来醒世

　　用骂世而救世

图/中国新闻网

　　据台湾东东森新闻云报道，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罹患脑癌，于2018年3月18日在台北过世，享年83岁。

　　他一生桀骜不驯，曾多次因文章言论大胆批评台湾国民党当局而入狱，却并不改弦更张，笔耕不辍，一生著作约3000余万字。

　　据家属公开声明，李敖于2016年被诊断为脑干肿瘤，今年1月，标靶药效渐失，病况急速恶化，并发肺部感染，终于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与世长辞。

　　“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的李敖并不忌谈生死。2017年4月他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假如死的话，绝对会很快乐地死掉”，并有一封公开亲笔信，希望“跟家人、友人、仇人好好告别”。

　　李敖的一生有两段浪漫的爱情。长女李文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父亲逝世的消息后，贴出了李敖生前最喜欢的歌曲《Danny Boy》的译版，以致哀思。

　　歌词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哦，丹尼少年，

　　当风笛呼唤，幽谷成排，

　　当夏日已尽，玫瑰难怀。

　　你，你天涯远引，

　　而我，我在此长埋。

　　1982年，刚出狱不久的李敖译毕歌词后，还有段附记：“照爱尔兰民歌的原始意味，这首歌是写父子之情，Danny Boy 最后寻找到的，是父子之爱。我这里意译，当然别有所延伸，特此声明如上。”这个“别有延伸”，自然就是死者不已，生者含悲的幽明永隔时的心境吧。

　　2015年春节时，李文曾受邀为我们当年的春节特刊《致父母》撰文，回忆了父亲对她的影响，以及父女之间的一些趣事。

　　请不要叫我“李敖的女儿”

　　文/李文

　　本文首发于总第697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最不喜欢被贴的标签，就是“李敖的女儿”“李敖之女”。我希望别人对我的称呼是：李文博士，英语教授，作家，礼仪专家，演讲人，嘉宾主持人，维权者，监督人，形象顾问，购物专家，名媛，以及城市不文明现象批评者……惟独不希望别人称我“李敖的女儿”。然而，仔细想想，父女之间的影响是的确存在、无法抹掉的。甚至我不希望别人称我为“李敖之女”，也都和他对我的影响有关。

　　不被洗脑

　　我出生在纽约，小时候在台北住过几年，但是老爸坚持，我不能被三民主义洗脑，所以我又搬回到了纽约，英文就成了我的母语。

　　我在台湾住的那段时间，老爸已经坐牢了。姥姥有时会带我到狱中探望他。大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偶尔可以见面，我会摸摸他的手背，抱一抱他，他会削一个苹果或者剥橘子给我吃。监狱规定每周只能写两封信，虽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联络，但他每星期一定会写一封给我。

　　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给我听，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给他回信。信里大部分是讲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识，教给我一些英文单词，有时还会夹上他从书上裁下来的有意思的图画。爸爸很细心，为了确定信都能收到，他每次都会在信的末尾写上“小文的信已收到”，还叮嘱我要照顾姥姥。

　　因为是小孩子，所以贪玩一些，每次收到信，我都会觉得好麻烦，又要给爸爸回信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信里的很多观点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比如他说：“小文，我们不要信人，我们要信狗，人不可信。”还有许多和世俗观点相背离的看法。当时并不理解老爸的用意，现在再看这些信件，和当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会，觉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虽然我一直认为老爸不是一个适合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但一旦成为了一个父亲，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来扮演好这个角色的。而我也从那时起，有了家里养狗的习惯。

　　我在美国差不多生活了38年。在美国生活的好处是，没有人会理会你的爸爸是谁、住哪里、开什么车，大家在一片平等的气氛中生活。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时，非常不喜欢别人把我和老爸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和老爸是各自独立的，不需要在提到一个人的时候，要带上另一个。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在危险的时候“利用”老爸的名字，警察或政府部门的人听了会加快脚步，而大家也不会质疑我维权的目的，大家完全了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饶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还好，渐渐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名气。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看过太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人也的确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生活，那就是自尊、自重、懂礼但不能随意屈服。我觉得，不管是海归还是华侨、华裔，只要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应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2002年我决定搬到北京来。老爸友善地警告过我：虽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以我在纽约养成的个性，以我在美国形成的美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在北京可能会处处跌碰、格格不入。事实证明，他说对了，但我也并不为这个决定后悔。

　　这些成长经历和感受决定了我后来的工作方向。正因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能够看到差距。我目前正在写一本书叫《李文谈礼》。当然，我讲的礼仪，并不是李文的礼仪，而是国际的礼仪规范。

　　一位《中国日报》 的资深编辑曾对我说：“李文，中国人的道德已经跌入低谷了，你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部书？”一位外国朋友也曾对我说：“我已经对中国人彻底失望了。”听到他们的话，我感到很羞愧，难道我们中国人真的不可救药了吗？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动于衷、任其自然发展下去吗？不，我一定要采取行动，做中国道德的坚决捍卫者。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里，我都添加了正在读书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画，都是我最喜欢的油画。受老爸的影响，我也喜欢书。我很小的时候就帮他擦书，那时觉得很烦。但现在我家的书也非常多。我觉得，女人最美的时刻之一，就是捧着一本书静静阅读的状态。真正的淑女是美貌与才气兼得，真正的优雅不仅仅来自良好的仪态举止，更来自内在知识的丰富。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也像爸爸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房、阳台静静读书。女人读书有多种姿态，但只要全心进入书的世界，都是最迷人和高贵的，充满诱人的魅力。但遗憾，中国现代的男人女人们，每天忙着赚钱，无头苍蝇一般做事、玩，我觉得很浮躁、压抑、虚荣、世俗、肤浅、假、没劲。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多忙、多压抑，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心灵才会快乐，才会更有灵气，会懂得让自己变得更优雅、更精致，心里更有自信，更有品位。

2005年9月，李敖、李文父女在北京。图|作者提供

　　播种的人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打维权官司。其实我是一个英文教育者、素质和礼仪教育的提倡者。这看起来似乎与打官司的行为截然相反，但其实内在是统一的。

　　中国人面对不平、不公正的现象，采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忍气吞声；第二种是大人不记小人过，阿Q式的自己解释；第三是流氓式的，私下里报复你、揍你一顿，黑社会式的、黑手党式的。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三种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

　　老爸最初找到治疗社会疮症的良方是——口诛笔伐。这个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时代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可也仅限于“一定”，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后来发现，实际效果就是要靠诉讼，我打官司告你，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老爸后来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

　　我的选择也是这样。到北京后，遇到种种事情，我没有选择忍气吞声，也更碰不上黑社会，我也选择用法律来维权，这恰恰是讲理、有素质、文明和礼仪的表现。依靠法律来维权，是需要智慧、方法、勇气和信心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这是与外在礼仪相匹配的内在礼仪。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么就相安无事；如果你不讲文明在先，那么没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我的第一个官司与著名歌星董文华有关。最后我赢了。之后，我被物业断水、断电，邻居用砖头半夜砸我的客厅玻璃等，国台办和美国大使馆都有介入，最终我都度过了。

　　老爸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支持我。官司获胜后，他拟了一句谢词赠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你们的正义永不迟来。”他还在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中公开讲了这件事。他起的标题叫《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他说我争的这些事虽然都不算大事，但又对“维持我们生活的品质”非常重要，他认为我是一个“播种的人”。他还说：自由和公道是要争取的，“法律不会讲话，法律是在那里的，可是你要使法律讲话”，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

　　老爸对我也不是没有担忧。但是他不会阻止我，因为这也是他曾经教育过我的。老爸是老狐狸，他打官司是看对方的银行户头的，而我通常只打1元。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没有灰色地带，也没他想得那么多。

　　所以老爸常说，小文可爱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鱼缸里面游的一条小金鱼，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吗，很透明，又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最简单不过的。很多人觉得我很难搞，其实是他们想得太复杂。我很透明，只要大家遵守规则，按规则办事、讲礼貌，我们是能够愉快相处的；一旦有了纠纷，我们都要用证据说话。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可是你无法不同意我的证据，因为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代表真实。

　　这样的官司我打了10年多。最近一起还把老爸也“拉下了水”。我租了北京莱蒙湖别墅的一栋房子，因为房屋质量和物业服务起了纠纷。2014年6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没有点出房东马薇的名字，却单独点出了我的名字，而且它的大标题是这么写的：《我院受理李敖女儿为被执行人的仲裁裁决案件》。

　　老爸为此大发怒气，因为这件事和他完全没有关系，法院微博为什么要扯上他。当然，他也觉得那样一个昂贵的高档别墅，竟然违建私搭盛行，房屋质量差到有十余处的严重漏水，把他和我的古董和书籍都泡坏了，居然还要仲裁我们。我们俩还吵了此生最严重的一次架。为了弥补，我立刻在新浪和腾讯开了微博，立刻澄清这件事。之后，又严重投诉了三中院。除了对双方个人信息的差别对待，他们的通报里还有对仲裁裁决的误读，这与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极不相配的。之后他们向我道了歉，在此后的报道中删去了爸爸的名字。我申请向房东强制仲裁裁决，也立了案。

　　我经历的另外一件事，也让我和老爸有些失望。我的《李文说礼》当中，除了有对礼仪的归纳总结，还有对不文明机构和个人的列举名单。这导致了这本书的诞生非常艰难。

　　我本来决定给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但是，就在出书前几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删掉1万多字的黑名单。我和爸爸都特别生气。当初决定在这里出版，就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我的黑名单。后来，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单改成“非礼小故事”，我觉得很好笑，很俗气，但是愿意让一步。最后，出版社又说，要把书中所有点名带姓的都改成×××。我提到建外派出所，要改成××派出所，柏悦酒店，要写成××酒店。我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样，还写出来做什么，北京有上万的饭店和派出所，读者怎么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家？我声明所有的文字我会自己负责，而且，列入黑名单我都有证据，即使惹上诉讼我也不怕，也不会连累出版社。最后，出版社说，那就减少一些，把××变成×。不过爸爸安慰我说，他的书删得更惨 痛，他都宁愿让盗版的去盗了。

　　我非常失望。为什么大家做事情都这么别扭、怕事呢？难道是自卑？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敢讲真话呢？那这个社会怎么提高和进步呢？大家都没有公民意识的话，我们国家怎么在国际上抬得起头呢？所以，我最后决心不能让这本书就这么出版。

　　我和爸爸一样，打官司是打过程的。我们并不是因为和别人有仇，而是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提高大家的胆识、判断是非的能力，创造一个大家都愿意讲真话、能够讲真话的环境，使中国成为一个讲理、讲礼的国度。

儿时的李文与父亲李敖。图|作者提供

　　善霸

　　我和老爸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我和他一样都不看其他人微博，我们都是“零关注”，我们都有点自大狂，哈哈。

　　我们在生活中也都是彬彬有礼、很温柔的人。即使有纠纷，我们也不会骂人、不会砸别人家玻璃，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用老爸的话讲，我们是“善霸”，我们也是一霸，但绝对不是窝囊没用、被人欺负的滥好人。

　　我们还都认为，中国人讲究的“以德报怨”是不对的，而应该“以直报怨”。所谓“以德报怨”，就是你对我不好，但是我要对你好，你打我右脸，就把左脸也给你打。而“以直报怨”就是如果你打我一拳，那我也要踢你一脚，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为什么更认同“以直报怨”？因为如果人家对你不好，你还对人家好，那该怎么报答对你好的人呢？所以，别人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脚；而对你好的人，你要拥抱他，这才是合乎人情的人间规则。“以德报怨”很伟大，但我做不到，我也不以为那种伟大是必要的。我们要求的是公平，是人间正义，一个有仇不报的人，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恩怨太模糊了，他们如果从事追求真理的活动是不可信的。中国人历来讲究以和为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觉得，这种忍让反而最终会害了大家，因为这个社会最终会因为没有人敢讲真话而变得非常虚伪。

　　现在我和老爸见面的机会不多。我长大以后，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比较像朋友，像哥们儿。我每个月从纽约给他寄《花花公子》和名言书籍，他比较欣赏和信任我在这方面的鉴赏力。我也会通过微博调侃他的穿衣打扮，比如我会嘲笑他穿的裤子总是同一款式的Dad Jeans——高腰、皱纹、大2号，邋遢，不性感；我还挑他的微博里的英文差错，比如该大写的字母没有大写，书名没有使用撇号等等；我还准备整理一个“李敖10大礼仪No No”，我想象老爸看后的情景一定特别有趣。

　　老爸也会在电视节目上笑话我。有一次，他在电视访谈里说我“可怕”，因为我有200多双鞋子。他说，有200双鞋子没问题，为什么还要显摆呢？他边说边哈哈大笑地补充说：但是对女人，显摆也很重要。

　　老爸过完74岁生日后，对我说他感觉自己老了，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有时候还会做错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他让我将一些与“逝去”相关的英文语录找出来。我送给他这一条：“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战士永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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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