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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打假多维联动 阿里联合权利人起诉售假者

2019年02月21日411未知admin

    本报记者 温颖然 广州报道

    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被关闭,97%疑似侵权链接一上线即被封杀,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42%,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阿里巴巴上周发布的年度打假报告数据,显示出其打假力度。

    自电子商务诞生之日起,造假、售假现象也伴随而生。阿里巴巴早期曾不止一次因商标侵权和贩卖假货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1月16日,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成员季度会议在广州举行,公布了阿里与权利人联合起诉售假卖家第一案,阿里与联盟成员、法国护肤品牌贝德玛先后将出售假冒贝德玛卸妆水的深圳卖家刘某诉至法院,索赔共计94万余元。

    无论对品牌商还是消费者而言,线上维权都并非易事。业内指出,尽管平台不断加大打假力度,但线下制假源头依然未能根除,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电商打假之路依然漫长。

    阿里作为平台起诉售假者早有先例,记者翻阅资料发现,2017年1月9日,淘宝以“违背平台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为由,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起诉一家曾出售假冒施华洛世奇手表的网店主,索赔140万元人民币。

    违法成本低、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对“假货”的定义不清晰等,都导致假货现象横行。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显示,网络售假一直是近年来用户投诉最多的热门词。关于售假追责,平台方是否需要承担直接责任,业内一直存在争议。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告诉记者,网络交易平台在三种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第一种是平台没有对卖家进行资质审核,不能提供其真实身份;第二种是平台对消费者单独作出了更有利的承诺,如假一赔三;第三是明知或应知卖家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未采取必要措施。

    “但凡出现以上三种情况,平台方都需依法与销售者或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赵占领同时指出,除了个别情况特别严重、涉及金额庞大的案件外,售假侵权一般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来解决,其取证手段有限,这正是权利人维权的难点所在。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则指出,制假售假产业链在国内根深蒂固、利益盘根错节,需要从政府、电商平台、商家、消费者、社会机构五个维度来解决。

    发布会当天,阿里巴巴平台治理知识产权保护运营总监李溪涵称,阿里目前正在进行“知产快车道(EXPRESS IPP)计划”,以期让平台和权利人一起进行产品知识的互补。

    “比如让品牌主动输入自己产品的信息,包括SKU、型号、价格区间、热销关注商品等内容,主控据此采取措施并反馈管控数据,最终帮助提升平台主动防控能力。同时还包括联盟与品牌权利人共建抽样鉴定合作,缩短抽样鉴定周期等。”李溪涵介绍道。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资深总监钱磊表示,随着利用他人身份注册黑电话卡、伪造身份证件等黑灰产的泛滥,售假者更容易掩盖其真实身份。

    对此,1月10日,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阿里巴巴的打假模型正不断完善。

    打假年报中就披露了9大“打假黑科技”,包括商品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打假报告公布不久后,美国当地时间1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有关2017年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淘宝等9家中国市场再次被列入其“恶名市场”名单,占比约20%。阿里巴巴发言人回应,基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阿里巴巴再次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度政治化环境下的牺牲品。

    在电商行业资深观察人士李成东看来,几乎每个电商平台都存在假货问题,这几年阿里为打击假货下的功夫不小。“无论是抽检筛选,还是联合政府机构从线下货源打假,阿里毋庸置疑做了很多。从趋势上看,政府加强对电商的监管,电商行业规范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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