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专家纵论金融开放：当前是人民币汇改难得的好时机

21世纪经济报道

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这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改革开放即将走过四十年之际，中国金融业从对外开放中取得巨大成绩和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难题。

9月23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的《2017·径山报告》（下称《报告》）在杭州发布。多位来自央行、北京大学、社科院、CF40等机构的资深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如何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

这份《报告》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不过要指出的是，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从目前看，中国金融开放的程度滞后于实体经济，也落后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因此，从保持经济增长、防控金融风险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度出发，中国金融业应该进一步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他同时也是《径山报告》的牵头人。

中国为什么需要金融开放？又该如何推进金融开放？

中国金融开放有空间很大

张宇燕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冯维江表示，中国当前面临着金融开放和金融接轨的过程。要求其它国家与我国金融进行双向接轨，尤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时候。

朱民指出，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是非常缓慢。面对新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金融开放是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

“开放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的提高，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有助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黄益平表示。

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以中国银行业发展举例表示，在国内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同场竞技中，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管理理念的进步，乃至会计准则、信息披露、监管标准等政策的引进，都与之休戚相关。“中国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开放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或取舍平衡，而是互为因果。换言之，维护金融稳定的能力不是在封闭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对外开放的百花争鸣中锻造出来了。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也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最佳窗口期。”

外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牌照或率先开放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外资机构获悉，近期包括央行、银监会等部门正在密集调研，就金融开放征求意见。

在设计开放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设计路线图、时间表。

要主动有序的推进金融业的开放。朱隽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在短期内，主要考虑的是实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尤其是在股权比例的限制，业务范围的限制和牌照发放方面的限制，在这些方面应该做比较大力度的开放。这会是走得比较快的步骤，接下来则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的改革等。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资本管制等“三驾马车”要协同推进，这对于增加开放效率和防控风险都非常重要。

徐忠课题组指出，从不同的金融子市场来看，金融市场开放差距较大，协同性不够。在国际比较上来看，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关指标远低于国际水平。这是由于市场开放的统筹性和协调性不够，各个市场不同的管道式开放，割裂了各金融子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此外，中国金融市场的制度规则和监管安排，与国际市场存在着一些较大的差异。开放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境外机构引进来，或者国内机构走出去；二是尊重并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和惯例，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国内的金融市场，最终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一个融合，这是更高层次的开放。管涛也表示，要通过开放提升境内中介机构的话语权。机构不能只讲“方言”。

朱民表示，所谓金融开放，即一个国家的金融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开放包含四个维度，包括市场和监管两个上下维度，商业行为和货币政策行为两个平行维度，在融入过程中，四个维度几乎都要同时进行。

从商业角度来讲，开放第一点是市场准入，更多采用接近国际惯例的负面清单办法，而不是行政批准。当要准备融入世界金融体系时，就要准备接受世界金融体系的波动，预防和防控世界金融体系的波动，现在来看就是宏观审慎体系要建立起来。从商业和货币体系来说，债券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作为形成货币政策和基准利率的基础市场，债券市场国际化是中国融入国际非常重要的通道和载体，国际市场标准化尤为重要。

黄益平表示，积极推进金融开放但不能盲目推进。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要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通过开放来化解一部分风险。同时构筑一个跟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全覆盖的金融监管框架，同时防范一些短期的风险。 

当前是人民币汇改最好时机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开放提出的具体任务。

事实上，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最终方向，社会各界均已形成共识，即采取浮动汇率体制，目前的主要分歧在于改革时机和方式的抉择。一个普遍的担心是，中国在向浮动汇率的转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剧烈的汇率调整并伤害实体经济。

“我想不出比现在（进行人民币汇改）更好的时机了。确实应该尽快减少外汇市场干预，把汇率价格决定更多交给市场，没有必要为干预外汇市场付出那么多代价，”张斌表示。

张斌介绍，在过去，由于持续大规模外汇市场干预，往往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或者贬值预期，又直接传导到资产价格的变化，又对宏观经济运行造成新的冲击。这还部分带来产业结构失衡、资源配置扭曲。由于汇率的原因，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包括对外投资等多方面受限。

而当前，国内经济基本面比2014、2015年要好，且有望在未来一两年保持相对稳健的增长状态。国外经济环境也有所好转。外汇市场基本面今年开始供求基本平衡，被迫干预的压力也不大。央行应对外汇市场波动的工具也更加充裕。

管涛表示，在宏观层面，就要构建资本管制和宏观审慎管理两个维度的管理框架。要完善政策工具，完善宏观审慎的检测评估机制和压力测试的安排，然后要保留宏观审慎的管理工具。比方说逆周期调控，和事后管理的工具。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不能取代必要的改革和调整，跨境资本流动管制更多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管制是临时性的手段，有必要时再管制。但平时应该保证监管政策的透明。这样才是真正与国际标准规范接轨。

朱民、黄益平和管涛等多位专家也认为，当前是汇率改革比较好的时间窗口。“现在说的汇率改革只是提高灵活性，并不是一步到位走向浮动汇率了。”朱民说。

“形势好的时候改革的风险相对较小。”管涛表示，不过他提醒，改变就有不确定性，即便当前是改革的有利时机，也要对形势逆转做好压力测试和预案。

附：《2017·径山报告》政策建议

第一，***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

第二，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

第三，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

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

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

第七，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