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软着陆有相当大把握”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在京举行。王腾腾 摄

    28日，《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当前中国经济寻求新变化，布局新增长，发力新业态，探索经济新模式的过程，并且展望2018年，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如何通过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令中国经济找到可持续新动能，如何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有作为。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王腾腾  王诗堃

    不以GDP论英雄给结构改革更大的空间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软着陆已经有相当大的把握，L型转换的尾巴似乎拉出来了。”11月2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对于中国前些年的发展，贾康表示，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势头还是不错的，2016年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现在已经达到人均8000美元。“大家都注意到，十九大报告通篇不讲GDP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抓住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一定要打造升级版。”贾康表示。

    他认为在GDP运用的同时，不能以GDP论英雄，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它只能反映一段时间内我们经济的总量，不能同时反映这个经济结构到底是优化了还是恶化了，不能反映效益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就要辅助以其他的指标，“不以GDP论英雄，以什么论英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2017年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在数据上有不少亮点，尤其是企业的利润增长比较多，特别是在负债比较多的行业，企业的利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务风险。

    对于明年的经济工作目标，白重恩表示，应“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稍微低一点，适度一些，让我们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结构改革”。白重恩提到，未来三年平均只要增长6.3%，就可以实现2010年到2020年经济翻番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应该更着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而应如何通过投资更好地刺激经济？对此，余永定指出，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0%。在南方地区，技术创新势头迅猛，对于创新企业的投资，应增加政策支持。余永定还认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必须要跟上。“金融一定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一定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余永定表示，现在重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应该看到实际上面临一种矛盾，一方面要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保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如何掌握好一个度，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应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未来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的改革，人口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领域，向收入更高的地区流动，这样的趋势还不会改变。恰恰是这种流动，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可以提高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益。”

    徐林表示，中国的改革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人们择业的限制，使得中国劳动力可以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进行配置。这种配置的改进使得中国得以保持多年的高增长。

    徐林认为，从未来制度改革的角度看，政府应该通过改革，为要素在统一市场内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这种保障对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个发展目标，徐林表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关系，一般主要是在城市群地区才会形成，比如北京，不可能和一个特别偏远的小城镇有什么关系，它一定会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一种辐射、被辐射、分工协作的关系，“但是，要形成这样的局面，是要有一些基本保障的。第一，要有市场化的机制，允许各类要素在城市群内部进行自由的流动和配置。因为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专业化的分工关系。第二，要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来支撑城市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第三，要有一个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比较好的协调的和利益分享的机制”。

    此外，徐林表示，如今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今后更多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环境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也要求政府多投入一些公共资源去解决这些人在城市的生活、居住和社会保障问题。

    全球经济离长期均衡的状态还有很大距离

    11月28日，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基本态势是企稳向好。真复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货物贸易量。WTO最初预测今年的货物贸易量会增长到2.4%，最新预测又从2.4%调高到3.6%，从这个角度讲，实体经济的好转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因素。

    对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张燕生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当2017年全球经济企稳向好时，各国过去十年所采取的要爬出泥潭的宏观政策，开始恢复它的正常状态，这种政策的撤出会带来外溢性，这种外溢性是我们目前最担心的不确定性，或者叫黑天鹅。第二是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可能会带来开放的间歇期，开放的间歇期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充满了对抗、冲突、矛盾，像上世纪的20年代、3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像美国、英国，现在保护主义的倾向是明显上升的。第三，当全球经济开始企稳向好，各国的宏观政策的特殊的外溢效果，是否会使世界大国加剧贸易不平衡，引发大国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会对2017、2018年和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冲突。

    原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则表示：“美国经济今年增长可能在2.2%到2.3%，去年是1.6%，但是明年可能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加快，接近2.5%。中国虽然增速有可能会略微放缓，估计在6.5%左右。但是，像俄罗斯油价的回升，巴西在走出低谷之后的复苏，今年增长很有可能是由负转正，明年维持在正的增长区间。所以，总体上全球经济明年至少与今年持平，甚至略有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