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生活|在座的代表，你们在家都做到垃圾分类了吗？

摘要：我们怕就怕陷入一个消极的循环，如果都不从自己这一端做起，前端质疑末端是否混收，末端又质疑前端是否分好，那么，垃圾分类永远就停留在被动观望中。

下午走进徐汇代表小组的审议现场，几位代表正在热烈地讨论“垃圾分类”。

“在座的代表，你们在家都做到垃圾分类了吗？”

“很多居民在质疑，前端分好的垃圾，到了后端是否都混起来了？”

“摩拜单车都能定位，我们分出来的垃圾能否也参考一下进行定位呢？”

……

这并非小众话题，在两会会场，“垃圾分类”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上海自2000年被列为国家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十几年过去，分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这中间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前端分好的垃圾后端又混收起来？

几乎每个推行过垃圾分类的小区，都有居民质疑，“我们辛辛苦苦分好的垃圾，垃圾车一来，哐啷一声，又混在一起，那谁还有分类的积极性？”

市人大去年曾做过一份调研，那些因社区垃圾混合驳运、混合收运而不愿意分类投放的群体，在社区居民中分别占27.3%和19.1%，如果能够令他们相信自己在垃圾分类上并没有做“无用功”，即社区垃圾是被分类驳运的、分类收运的，其在生活垃圾分类上的正向表现是可以预期的，在积极引导下，这个群体可以发展成为社区垃圾分类驳运、分类收运的义务监督者群体。

那么，末端处置一环是否真如居民们所质疑的那样？市人大代表、上海海淞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经理顾立军说，上海现有的垃圾处置能力已经能够满足生活垃圾的完全处置。不过，目前全市范围内尚无湿垃圾处置设施的系统性布局和顶层设计，湿垃圾处理处置无统一管理办法，这就造成分类后湿垃圾依然进入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施，由此就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从预算安排上讲，垃圾分类全过程的成本费用的分摊机制没有形成。”市人大代表李鸣说，末端环节需要增加相应的收运设施，负责这一环的环卫公司是企业运作，如果实施分类收运，这个钱由谁来出，目前的分摊机制尚未形成。

市人大代表崔明华建议，一方面要把垃圾分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减量链规划纳入城市垃圾处理处置总规划中。另一方面，在垃圾收集箱标示不同类型的生活垃圾，同时也要标示垃圾的末端处置方式，做好环卫的上门对接工作，让居民亲眼所见，能够信服。

“后端的处置能力的确要跟上，但这不能成为前端不分类的理由。”顾立军曾在德国考察过垃圾分类，一开始，德国城市的末端处置也没完全建设好，但垃圾分类的规则一旦制定出，德国居民就按照垃圾分类的标准进行投放。“事实上，从居民家里分出干湿垃圾的效果最好，如果居民一开始就没分好，已经混起来的垃圾仅靠环卫工再进行二次分拣，是很难分好的。”

质疑后端是否混合收运的居民应当了解，前端没有分好的垃圾是无法被收运的。如果湿垃圾里混有硬物，会损害湿垃圾处理机。顾立军说，“我问德国的垃圾处理专家，万一湿垃圾里混了硬物怎么办，翻译当时翻了好几次，对方都没理解，后来他听懂我的意思后，直摇头，‘这个绝对不可能，我们不会考虑万一的情形。如果垃圾没有分好，我们是拒绝清运的。”

“居民有理由去质疑、监督后端处置，我们怕就怕陷入一个消极的循环，如果都不从自己这一端做起，前端质疑末端是否混收，末端又质疑前端是否分好，那么，垃圾分类永远就停留在被动观望中。”顾立军说。

如何培育积极行动者？

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居民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破坏者、搭便车者、利益相关者、积极行动者。积极行动者如果带头，垃圾分类行动就能从一部分人逐渐扩展到所有居民，不少社区试图推行垃圾分类，却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在于积极行动者的缺席。

“而积极行动者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过有效的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宣传倡导、法律规范等多种途径催生出来的。”来自社区的林龙全代表说，这些年垃圾分类一直在倡导，却总是不温不火，就是缺乏一群持续投入的积极行动者和相关的约束机制。

为了推行垃圾分类，本市推出了绿色账户等激励性措施，但居民的感受度并不强。被称为“绿主妇”的市人大代表尚艳华说，很多居委会上门把卡一发，说声以后垃圾要分类就算完成了工作，这无法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又或者，有些居民记住了，但是当他们分好之后，却发现小区里只有一种垃圾桶，这令他们非常沮丧，“也许后端会做一些分类处理，但是居民看不到呀。”而居民一旦不配合，就无法从源头上实现减量分类，后续所有工作都无从谈起。

“我认为仅仅奖励，效果并不大，可能老人们会比较在意积分兑换，年轻人对此并不在意。” 市政协委员徐玉芳认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及垃圾按量收费等制约措施，导致“硬约束”明显不足，不分类的责任难以落实。

也有做得好的社区。爱建小区中华别墅区自去年8月正式运行以来，目前95%的住户做到生活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实现餐前垃圾减量近30%。值得注意的是，在宣传引导的同时，这个小区并没有单一地使用“奖励”手段，而是利用了居民所在乎的“面子”心理，小区设置红黑榜公示家庭垃圾分类情况，根据数据记录，定期公布垃圾分类红黑榜，表彰分类良好的家庭，督促分类不彻底的情况，那些上了黑榜的居民都很不好意思，而面子就是一种压力机制。就如“破窗效应”的另一面，当大部分的居民都践行良好的分类习惯时，那些少数被动者就会计算他们的成本了。

在王文平代表看来，垃圾分类不仅仅要培育，也要使用监督手段。“通过技术的手段并不难。既然摩拜单车可以定位，垃圾分类也可以定位，如果分得不对，就罚款。”

除了要鼓励和惩戒，也要让居民看到垃圾减量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尚艳华认为，前端分类减量，中间回收，末端再利用，这三个环节一定要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做活。”以梅陇三村为例，小区内的垃圾桶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等，还设有“大熊猫”废旧衣物回收箱，居委干部、党员骨干带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每天的垃圾运输车也按照干垃圾、湿垃圾的顺序依次运输。“我现在还在和一家经营农场的企业商谈合作，由他们回收我们小区的厨余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转化为肥料，再把他们家的产品作为奖励发给居民。”

党政机关应该带头进行垃圾分类

一袋垃圾的分类，实则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合力。

“在垃圾分类中各部门协同不足，存在"多龙治水"的现象。”崔明华说。

据悉，涉及垃圾减量管理的部门有绿化市容局、商委、城管、妇联、教委等，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是分段分块进行的。虽然已成立垃圾分类减量联合办公室，但受到部门职责分工影响，部门与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协同合力，部门间利益难以协调，难以形成协同合力，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减量措施的整体推进。

民革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环卫部门是垃圾分类主管单位，但对于居委、物业均没有管辖权，导致很多政策难以在基层落地。他们建议由市容绿化部门对废弃物总负责，避免管理分流。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向第三方购买服务，协助推动居委、物业、业委会共同投入垃圾分类工作中。

“我觉得政府部门可以从改变考核指标，提供财政支持等方面入手，让居委会有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尚艳华建议，人大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出台一些惩罚措施。“比如可以要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带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然后再带动个人，分两步走。”

徐玉芳也建议，可以先从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着手，要求这些单位率先施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细化单位主体责任，对违反者进行处罚。

代表委员还建议，制定和出台垃圾分类减量的强制性措施与约束性机制。针对落实垃圾分类不力的物业等单位，联合工商、信贷机构等制定并公布企业负面清单。针对居民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将其行为纳入信用评级体系。

“我们在热烈地讨论垃圾分类，可是在座的代表中有多少人已做到了分类？”顾立军说，环保意识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中，也落实在行动中。作为环保人士，他会发动职工和家人来做垃圾分类的倡导者、实践者，“我女儿问我，工人来清运时，也没分开来运，为什么我们家要分类? 我就告诉她，因为你有一个做环卫的爸爸。”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王海燕题图来源：东方IC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