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众多防疫部门官员转战疫苗商业最前线

　　原标题：前防疫站官员、生物所专家与疫苗生意

　　1980年，大专毕业后，17岁的蒋仁生被分配回广西自治区灌阳县卫生防疫站工作。1987年，25岁的李云春从昆明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进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生物制品研究开发工作。

　　防疫站以及神秘的生物研究所承载着中国防疫工作防治和研究的重任。中国的防疫事业开启于上世纪初。军阀混战的1919年，中国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开始了牛痘苗和狂犬病疫苗的防治。军阀的爆发，日军的空袭，生存的艰难，都没能阻挡众多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推进中国预防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拥有治病救人的执念。曾经担任中央防疫处处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汤飞凡在长沙湘雅医学院（1921年）毕业时说出的话，或许正是那一代医生的心声：“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然而，中国预防医学们的先驱们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预防医学正面临着一场疫苗危机。这不是科学的危机，而是一场关乎人性的危机。疫苗成为了众多企业图谋暴利的工具，而在这些公司里，众多曾经在卫生防疫系统、生物制品研发系统的官员和专家们裹挟其中。等深线记者统计发现沃森生物（300142，sz）、智飞生物（300122，sz）、长生生物（002680，sz）、康泰生物（300601，sz）等四家A股生物制品上市公司（这四家上市公司是疫苗产业中较为重要一环）和一家曾经涉及疫苗经营的前新三板公司山东实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中有卫生防疫系统和医疗系统的经历的高管就超过20人。蒋仁生和李云春正是从卫生防疫和生物制品研究的第一线转型到红火的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的佼佼者。蒋仁生担任了智飞生物董事长，李云春则是沃森生物董事长。

　　自杀前，曾经梦想成为“东方的巴斯德”的汤飞凡（1958年自杀）将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当时对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其在生物医学上的研究，得到了世界赞誉。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讯后给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说：“回顾能结识你们国家的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感到荣幸。”他称赞汤飞凡是“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

　　壮志未酬的汤飞凡或许也是幸运的，他已经不用为未来的同行们感到羞耻。近日，“疫苗危机”再起，失效的疫苗流进了小孩的血液里、流进了被疯狗咬的人们身体里。这是一个无比炙热，又让人失望的夏天。

　　日机的轰炸中，汤飞凡组织着家属种菜来维持中央防疫处的运转，轰炸和死亡也改变不了这群人推动防疫工作实现救人的初心，汤飞凡度过的是充满激情的诗意夏天。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的工作也异常艰辛，面临的任务也极为繁重。据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时期“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极为重视。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防疫工作无小事，生物制品方面也云集了大量的医学人才。然而，近年来，众多的防疫部门官员和生物制品专家，却转战到了疫苗商业的最前线。

　　生物制品行业被誉为黄金般的产业，拥有无数的机会。研究机构EvaluatePharma 预测生物药将会继续维持强势的市场地位，预计全球生物药的市场份额将会从2016年的25%（2020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30%（3260亿美元）。Frost & Sullivan则预计2016-2021年中国生物药将保持16.4%的年复合增长率， 到2021年达到3269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国内生物药将成为医药行业最具前景的投资机会。

　　资本逐鹿生物制药成为不争的事实，投资者也对生物制品公司充满疯狂。2017年，A股迎来了十家生物制品上市公司登陆。统计显示，生物制品板块 2017 年、2018Q1 收入分别增长 20.42%、39.52%，扣非净利润分别增长 17.71%、18.19%。而在生物制品上市公司中，涉及疫苗产业的公司颇为抢眼。而在其增长的背后，则是二类疫苗在2018年表现卓越。根据方正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疫苗批签发量为98***万支/瓶/粒，2018年第一季度疫苗批签发量为9232万支/瓶/粒；但是2017年第一季度二类疫苗批签发量为3914支/瓶/粒，2018年第一季度二类疫苗批签发量为4712支/瓶/粒，同比上升20。39%。

　　市场将此乐观的视为，迎来了开门红，这意味着长生生物、沃森生物等疫苗公司又将在今年获得大丰收。同花顺数据显示，A股52家以疫苗为主营产品的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销售毛利率平均数高于50%，这一水平已经超过A股大部分行业。而且有媒体的报道还显示，在疫苗相关上市企业中，长生生物以91.59%的毛利率占据行业首位，比贵州茅台的毛利率（91.31%）还高。

　　长生生物正是此次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的疫苗事件的始作俑者。近日，长生生物（002680.SZ）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省份推广团队立即通知辖区内的区县疾控机构及接种单位，立即停止使用该公司的狂犬疫苗，立即就地封存该公司狂犬疫苗。随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生物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责令长春长生停止生产狂犬疫苗。与此同时，监管部门收回长生生物子公司长春长生相关《药品GMP证书》。长生生物也发布信息称，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狂犬病疫苗召回。

　　屋漏偏逢连夜雨，随后长生生物在7月19日晚公告，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因是该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经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检验结果“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

　　关乎人命的疫苗引发了关注，让这个周末充满了失望。等深线记者在筛查中也发现，人民防疫工作频临“失守”之时，众多曾经的防疫工作人员和生物制品行业专家却享受了疫苗带来的巨大财富。

　　根据对长生生物、康泰生物、沃森生物、智飞生物等四家上市涉及疫苗的上市公司和前新三板公司山东实杰生物公布的董监高信息，等深线不完全统计发现这几家公司超过20人有在卫生防疫系统或者涉及疫苗的生物制品所，以及卫生系统相关的工作经历。

　　其中长生生物的董监高中就多位高管曾经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领导的中央防疫处变身为中央人民政府生物制品研究所（即后来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随后，又成立了上海、武汉、成都、兰州、长春等生物制品研究所，主要从事疫苗、血液制品、诊断试剂三大类生物制剂，构成了“六大所”的格局。目前，六大所中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改制上市为天坛生物。“六大所”再加上沃森生物董事长李云春曾经工作的中国医学院生物学研究所，构成了中国预防医学领域的中坚力量。

　　长生生物副总经理蒋强华曾经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任职、鞠长军、张友奎两位副总经理曾经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职。独立董事马东光则在1987年9月至1990年9月，任卫生部生物制品技术改造办公室技师；1990年10月至1996年6月，任卫生部药品监督办公室主管技师。

　　长生生物与生物制品的关键研究所以及卫生部都有关联之外，包括智飞生物、康泰生物的高管则曾经有多位战斗在防疫系统战线。其中，智飞生物董事长在广西地方防疫站工作之后，一路向上。曾经担任广西自治区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科、生物制品科副科长、科长。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曾经一度在长生生物工作之外，亦曾经在地方防疫站工作。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显示，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以及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暨南大学高级工商管理专业硕士。1987年9月至1995年1月曾任职于江西省卫生防疫站；1995年2月至1999年12月，任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2016年疫苗案件中主角，曾经的新三板公司山东实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有多名人员在地方防疫站工作。其中董事长王文华曾任职于山东省临沂市卫生防疫站，拥有香港非永久居留权的董事王震则曾任职于宁波海曙区卫生防疫站。2016年，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案后，其《药品经营许可证》资格也被吊销。随后，其实际控制人沃森生物最终将山东实杰股份低价转让。

　　等深线查阅相关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中也发现，高薪无疑也是吸引众多防疫官员和生物制品专家转战企业的重要因素。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蒋强华的薪酬为51.59万元。等深线记者从卫计系统了解到，如果以一名处级防疫站工作人员来看，这一收入已经是处级官员的持股。而且，上市公司还通过股权激励等方式让高管持股，从而为上市高管提供了更多的财富。

　　对于众多防疫站官员等扎堆上市公司的情况，上海创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峰律师对等深线记者表示：“是不是应该学习证监会离职人员的做法，在离开原公职多少年内不允许到之前对口或监管的企业工作，当然主要还是应该增加疫苗采购的透明度，让市场和公众加大对疫苗采购和使用的监督。”

　　汤飞凡用一死来捍卫了尊严，其终生的研究成果至今让中国百姓受益。在抗日战争最危险的时候，汤飞凡冲到了一线去救援伤员，他对夫人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他断难想到，数十年后的防疫工作底线，一次次被击穿。这些击穿底线的公司里面，却有那些本应让人们尊敬的汤飞凡的同行们。他们或许想到的是：“挣钱，挣钱，最重要的就是挣钱，其他都没有什么鸟用！”

责任编辑：桂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