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朋友圈

 
资料图。

入行10年，熬夜写稿、各地出差，对潘玮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10年来，虽然记者的职业使命没有变，但是职业生态的变化，让他这个老记者也感慨有点追不上脚步了

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凌晨两点，潘玮舒了口气，啪地一下合上了电脑，“总算在截稿前把稿子发出去了”，交了稿子后他有点兴奋，发了条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十几个赞和评论，“都是一群夜猫子”“同是天涯沦落人”……说话的大多是自己的媒体同行。

“记者这个行业，晚上熬夜写稿不是什么新鲜事。”潘玮说。

入行10年，熬夜写稿、各地出差，对潘玮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10年来，虽然记者的职业使命没有变，但是职业生态的变化，让他这个老记者也感慨有点追不上脚步了。

加班、熬夜是常态

潘玮每次熬夜工作的场面都几乎雷同，都是一个几千字稿件到了截稿时间，压力山大不愿动笔，拖延到晚上10点多开始动手，12点磨合到了较好状态，两三点发稿，一身轻松。

方便面、火腿肠、饼干、香烟是潘玮工作时的四大法宝，也因为这四大法宝，潘玮患上了慢性胃炎，医生让他最起码要做到饮食规律，可这个简单的要求都很难达到。

“有时候在现场采访，尤其是调查报道，我不可能到了饭点放下线索先去吃饭。”潘玮说。

工作10年，潘玮自嘲自己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不定时的出差以及不规律的作息，让他很难遇到心仪的姑娘。有时朋友给介绍相亲对象，聊了几次觉得不错，约好了见面时间又被临时的出差给改变了计划，放了姑娘几次鸽子之后，再约人家就约不出来了。

朋友说潘玮没有上班时间，事实上，做记者同样也没有下班时间，潘玮的生命周期是以出报时间为单位的，如果deadline就在眼前，即使很困，也一定不会掉“链子”，出报不等人，不能让版面因为自己受影响。

而对于女记者，尤其是有了孩子的女记者而言，写稿的时间更是由不得自己控制。在北京一家新闻周刊工作的凌霄，自从有了孩子，彻夜赶稿子已经成为常态。

写两笔，孩子哭了，得赶紧过去哄，哄完了再接着写，这是凌霄平时的生活写照。

回忆起结婚前的日子，凌霄苦笑一声，“那时候虽然没有孩子拖着，但我同学朋友都很少把我当成女孩对待。”凌霄说。

出差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时候做问题新闻的采访报道，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有一次被调查对象跟踪，凌霄情急之下只能偷偷地拨了爸爸的电话求助，从那之后，家人愈发反对她再做记者。

妈妈在事后和她说，“工作有那么多，可妈的闺女就只有你一个啊”。

“加班、熬夜、四处奔波”是记者生活的真实写照，对记者而言，熬更守夜已是习以为常，通宵达旦也是司空见惯。有关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80%的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

不过，让潘玮更加在意的是收入，比起做企宣的同学，潘玮现在的收入只是别人的一半甚至更少。

有老记者回忆称：“媒体人收入十多年没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有市场化媒体记者能拿一万多元，现在差不多还是这个水平，可这些年中国的物价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根据蓝媒汇联合美通社正式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超过8成(80.6%)的职业记者月均收入在1万元以下，近6成(58.8%)的一线新闻记者表示“收入待遇”因素将会是其离开目前岗位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有43.6%的受访者表示不看好其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26.7%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实现个人新闻理想”。

这个数字在2017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2017年的报告中，媒体内容生产者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相比2016年并没有大幅提升，月收入超过两万元的比例仅为3.3%，但却有近8成(79.2%)的受访者表示未来5年仍将继续从事媒体职业，比去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信念在路上

10年前，潘玮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同时收到了3个OFFER，一家二线城市的国企宣传岗位，一家外企的公关岗位，还有一家央媒的记者岗位，潘玮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这家报社，邵飘萍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句话，被他郑重地写在了第一个采访本的扉页上来激励自己。

当时就有人劝过他，纸媒是夕阳产业，无论从前途还是“钱途”都不容乐观，不过，因为一份“新闻理想”，潘玮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纸媒。

最让他兴奋的是自己的稿子能够给采访对象带来帮助，或者对某些政策有些许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到江西某个县城出差，因为拆迁事件一个老人拉着潘玮的手，求潘玮帮帮她，就在那一刻，潘玮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他还依然清晰地记着自己第一次暗访偷拍企业污染的那份紧张和刺激。

那是一次带有危险系数的采访，不过也是让潘玮如今回忆起来颇有成就感的事。接到杭州举报人的线索，说杭州某印染厂往钱塘江偷偷排污，潘玮通过举报人的协助找到排污地点，因为企业严加防范，甚至雇佣了巡逻队严防死守，潘玮趁夜幕降临才偷偷拍到了第一手资料。

以身涉险图的什么？潘玮说是真相以及真相背后的真相，才是驱使很多新闻人勇往直前的源动力。

不过，报社的工作是采写编排的重复，刚入职时的新鲜感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现在只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面对每一篇稿。如果稿子发表之后影响很大，转载、评论非常多的话，会有一点成就感。”潘玮说。

《报告》显示，我国记者衡量内容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是“影响力”(Influence)，相比之下，欧美地区记者则更多关注于内容所实际产生的Engagement，即读者参与度。

其中，61.9%的记者认为报道所直接产生的关注度与影响力是其衡量报道内容是否成功或受欢迎的首要标准，其次是被其他媒体引用或转载的次数(57.1%)，读者的阅读数点击量Page views(54.9%)，而社交媒体上得分享评论则被列为次要的衡量标准。

这与美国记者的情形较为不同，美国记者非常注重利用社交媒体推广个人品牌及传播自己的原创内容，并将读者对内容的参与度(浏览、Like、分享)作为衡量内容是否受欢迎的重要标准。

新媒体的冲击

不过，虽然信念不变，潘玮也在酝酿着自己的转型。

潘玮正在酝酿跳到一家新媒体的公司去，无论是从收入还是目前的媒体新环境上都有所提升，自己的同学们也有很多纷纷离开了原来的老东家。

2017年，越来越多的听“人工智能”出现在生活中，李开复谈到人工智能的话题时说，未来有50%的人类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高晓松说在人工智能愈发兴起的未来，内容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内容连接着人们的生活、娱乐、工作、甚至衣食住行，影响着对身边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

曾有人预测说，到2030年，90%的新闻都将由计算机撰写，而一些勤奋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在此之前就获得普利策奖。事实上，人们所获取到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与智能内容技术有关。

而在媒体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媒体内容生产者们的工作习惯受到了哪些影响？

近年来，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使受众加速向数字化转移，新闻故事的讲述与呈现方式更加可视化发展，如何通过数字阅读场景为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内容体验，已经成为媒体内容生产的重要挑战。

之前的采访方式和采访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快速发展的节奏，一个简单的例子，潘玮曾经耗费了一周调查了一篇颇有分量的稿子，可是相对于新媒体的速度来比，深度还是稍逊了一筹，稿子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反响。

有媒体人表示，原来的媒体如日报没有现在新媒体那么快速，有些消息需要更加及时的发布，而记者需要快速的应变，互联网更加强调互动，记者要根据读者的需求和反馈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