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负责任，让大哥到死都背负“心债”
作者大哥（后排中）70岁生日时的全家福
作者在1963年8月13日的日记里，提到“我第二天又回家取款40元”
作者轻抚当年日记，往事历历在目
A08版
今年是农历丁酉（鸡）年。12年前的四月十八，即2005年5月25日，是我大哥的忌日。如今，我已虚八十岁高龄，良心上还会因12年前大哥临终前的一句话，而备受煎熬。
大哥临终一句话
尘封在岁月里的东西，总在某个时刻，呼啸而至。
2005年5月23日下午两三点钟，已经三年没见面的大哥突然从通化老家打来电话。他有气无力地说：“炳顺呀，我不行了，撑不下去了……你还欠我一笔钱没还……咱们不能丧良心呀……”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又狠又重又突然，我如五雷轰顶，彻底蒙了。正要问他是哪笔钱，那边他家人把电话抢下去挂断，不让他说了……
当时我老伴在旁边也听到了，不解地问：“你大哥怎么说你丧良心呢？”我说：“大哥说咱欠他一笔钱，可是咱什么时候欠的、是多少钱，我实在不记得了。”
老伴也想弄清这笔钱是咋回事，就马上给在通化的我妹妹打电话询问。妹妹说，她从没听大哥提起过。
我平静下来以后，冥思苦想，我是哪一笔钱没还而且还丧良心？大哥临终时候对别的都不挂牵了，却记挂着我这笔钱没还？另外，我三年前回去给娘扫墓时大哥也没提这件事，之前见面也没说过啊！我觉得大哥对我的评价太低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必定有原因，我一定要弄明白这钱是怎么欠的。
两天后，通化那边来消息告知，大哥去世了。我当天简单收拾一下，买了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登程了。
一夜火车，我根本无法入睡。民谚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们大多数人，在临终前才知道自己的过错或错过。我再三琢磨大哥的临终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欠他的钱没还，是什么钱、多少钱、怎么欠的、干什么了……迷迷糊糊满脑子都是问号。再后来，就呈现出一幕与大哥相关的生活画面，清晰又杂乱……
通化市二道江区政府门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报名登记处，报名者排着长龙，一个英武的赤膊青年正在登记。登记员喊：“王炳财，多大了？”“二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疯疯癫癫地冲上来，拽住王炳财：“你给我回来！八路军啊！政府啊！我儿不能当兵！俺是个寡妇，还指着他养家糊口呢……”
在回家路上，王炳财气哼哼地走过一座木桥，他娘王姜氏爬着过桥，突然失手摔到江中（浑江的一个支流）。王炳财纵身入水，将娘救上来，跪着哭道：“娘啊，我听你的就是了，何必以死相逼呢！？”他娘说：“我是晕水，一不小心掉下去的。我才不傻呢！我死了，你们这些崽子可怎么活……”
这画面里的王炳财就是我大哥，王姜氏就是我娘。
我大哥的一生，是中国普通工人的一生。
1944年初秋，我父亲不幸病逝，留下了42岁的妻子和6个孩子，孤儿寡母，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幸亏1945年冬家乡解放，我们才得以新生。所以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
父亲死时，留下了一个铁匠炉。当时的伙计，其实也是父亲的朋友们，不忍眼看我们家无法生活，便放弃自己创业的机会，都留了下来。我大哥是长子，不满16岁就不得不辍学，学徒打铁，和娘一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大哥想去当兵，又被娘拽了回来……
针对大哥，娘生前早早留下遗嘱：第一，把老二抚养到底（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二哥吃代食伤了胃，不幸早逝）；第二，把老三供到底，书能念多高念多高（我在家中排行老三）；第三，大儿为大，宁可死在大儿门旁，也不死在小儿地当央。大儿要养老送终，守护祖坟（娘生前一直与大哥生活在一起）……
娘的这些愿望，大哥全部完成了。
当我急匆匆赶到大哥家时，大哥正准备火化。大哥厂子的领导和工友们早早来家为大哥送行，我都没有来得及哭几声，只跪在灵前叩了三个头，就相随去了殡仪馆。在火化后的聚餐会上，我作为长辈及亲属的代表，哽咽着讲了话。
我说：“……历经坎坷，我大哥走完了他73岁的人生。大哥走了，没有什么遗憾。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而且都非常孝顺，可是还有未了的心愿，那就是有两个孩子下岗失业、有三个孙子、孙女正在读书……就是说，还有困难，甚至是很大的困难。可是，再困难能困难过1944年？再困难能比一个16岁的孩子养家糊口还难？只要大家有骨气，争口气，困难终将会被克服的，好日子还是能够靠自己的奋斗创造出来的。大哥，你就放心地走吧！”
送别大哥后，我与大嫂有过一次长谈，主要是向她询问大哥临终前给我打电话的事。大嫂没有给出答案。因为那天的电话是大哥在临终前偷着、挣扎着打的，家人一听话头儿不对，就把电话抢下去了，对于他说了些什么没有在意。
日记打开记忆的闸门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需要弄清的是，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忆依靠载体，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照片上、物品里，也在日记上。从通化回来以后，我绞尽脑汁，回忆我可能欠大哥钱的情况。实在想不起来，我就想到了查看过去的日记。我早年喜欢写日记，还留存几本，其中有一本是上世纪60年代我上大学期间写的，也是我最容易缺钱、最容易向大哥借钱那段时期。
仔细梳理一下，我花大哥钱那些年，是我上中专之前。我花得很仗义、很心安理得，都是因为有娘在。娘一直与大哥一起生活，娘宠着我，大哥让着我，即使家里再困难，也要先供我上学。小学就不必说了，学校离家近，用不了多少钱。1952年至1955年我读初中，在通化市住宿，每周末回家去吃住，每月末回家取钱：共10元，其中8元交下月伙食费、2元零花。在我的印象中，大哥就是我的家长，我花他的钱就是花家里的钱，到时候就回家取。
至今我还深切地记着有一次回家取钱的事。那是1953年“五一”节，学校要上街游行庆祝。4月末，学校改变规定，伙食费由月中交改为月末交。这样一来，我4月份得交两份钱。我4月30日回家取5月份的伙食费，因家里钱不够大哥出去张罗有点晚了，我回来时学校已开过晚饭。第二天一早交钱开伙，早饭又开过了，两顿没吃饭去参加游行，我饿昏在大道上……
1955年至1958年我念中专，不用交伙食费，就不花家里的钱了。1958年9月应该毕业，因“大跃进”学校要搞“技术革命”而延迟分配，1959年2月才正式起薪，每月31.5元。至此，我不但不用家里的钱，还开始供养娘。开支第一个月，我就给娘邮回8元，以后每月寄一次。1959年9月转正，每月38.5元，我每月寄给娘10元，一直坚持到1962年9月我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吉林大学。上大学后，我每月只有24元“调干生”助学金，再也无力给娘寄钱。
1968年我大学毕业（因为“文革”，本该1967年毕业的62级拖到1968年），还没等我分配工作，娘就病逝了，我再也没有供养娘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花大哥的钱只有上小学到上中专那段时间。如果说我欠了大哥的钱，那么一定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欠的，也只有在此之后，大哥才会认为我已经济独立，不应该再花他的钱了。
真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我在那本日记上终于查到了几段与“钱”有关的记录，发生在1963年。
8月1日：今日由长春回到了家（通化市内老干妈家），我到家接到万钟（初中同桌、干弟弟）的信，说他已分配到上海（大连工学院造船系毕业）。干爸干妈为我物色一个对象，叫我去看看。
8月13日：到了通化才知道万钟要结婚，女方还是林敏。他们一年以前订婚，因女方嫌弃万钟家庭社会关系（地主）不好而作罢，如今又同意。我当晚为万钟布置新房，糊棚刷墙，弄到夜里12点多。看其缺钱办喜事，我8月2日又到通化铁厂子镇一心村的家（大哥家），取款40元，坐11点火车（60里路）又返回通化。
8月16日：万钟完婚……
这三段记录，使我想起我干弟弟万钟结婚时我曾筹过钱，并且向大哥借过钱。我想，大哥所指的可能就是这40元钱。
干弟弟万钟是我在通化中学念书时的同学，与我是前后桌。1952年，我考上通化中学，学校离家60里地，不能走读，在学校寄宿，吃住都不习惯，多次生病。三年级下学期伊始，我得了康皮疹，奇痒难忍，痛苦不堪。万钟在通化市里住，他回家就跟他妈妈说了我的情况。他妈妈说：“你把他领来我看看，我认识一个大夫……”就这样我去了他家。他妈妈一看我的病状，就说：“哎呀孩子，你别在宿舍住了，咱这儿有火炕，你到这儿来住吧。”我就吃住到他家了，一边治疗，一边复习，和万钟一起当走读生，直到毕业考入中专离开通化。
通过半年的相处，我与万钟的妈妈产生了感情。我们山东人有个习惯，好认个干亲。我想，我娘都做不到的事，她都做到了，没耽误我考试，我就认她做干妈吧。我就磕头了，她也认了我这干儿子。其实干妈不缺儿子，有三个呢。
那个年代家家都困难，我干妈家也一样。1963年干弟弟万钟要结婚，家里没有啥钱，甚至连吃喜宴的钱都没有，我就回家看看能不能筹点钱。我先想到了大姐。大姐在临江蚂蚁河山沟里住，当时生了重病，穷得都揭不开锅，没有钱能借我；我又想到了二姐。二姐夫是湾沟煤矿的技术员，有工资，但他们有七个孩子，二姐又没有工作，生活捉襟见肘，上哪儿给我弄余钱去啊！我一想都不行，就去找我大哥借。
我向大哥说明情况，大哥比较为难。当时铁匠炉刚交完税，家里的粮又不够吃了，却没有钱买，大哥甚至把他一笔瞒着嫂子的“小金库”都拿出来买议价粮了。那是一块手表的钱。他给人家干活，人家没有钱给他，拿一块手表顶账了，这块表他给卖了80元钱。但是大哥最后还是把一个存折递给了我。这个存折里有一笔钱，但不是他的钱，是李瑞的钱，一共是40元钱。大哥说：“你用钱就先从李瑞的钱里拿吧……”这笔钱存在了铁厂子镇银行储蓄所，离大哥家有12里地。
当天，我从存折里取出了40元钱，之后就返回通化了。
后来，这笔钱我肯定没还给大哥，而大哥临终前要求我还的正是李瑞的这笔钱。
李瑞是谁
大哥为什么至死都不忘我没还这笔钱，还说“咱们不能丧良心”？因为李瑞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志愿军一级伤残军人，这笔钱是他的抚恤金。在大哥看来，这属于“公家债”，不能欠。
事情的来龙去脉还得从头说起。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我二姐夫（当时与我二姐还未结婚）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与美军交手第一个回合，我军伤亡惨重，一批批伤员送回了祖国，大部分是冻伤。
1953年夏天，二姐夫同他的战友李瑞回国。作为伤员，他们被安置在铁厂子煤矿。因为二姐夫是轻伤，他的任务是护理战友李瑞疗伤。李瑞是重伤，头部有弹片，左腿没了，是一级伤残。当年冬天，李瑞要返回山东老家，我二姐夫被送往辽源煤矿职工干部学校进修。我去煤矿工房子见过他们一面，与李瑞大哥也仅此一面。
因为二姐夫和我二姐尚未完婚，二姐不识字，二姐夫去进修的一年间他们通信都是通过我。二姐夫的信我代读，二姐的信我代写。事儿写明白后，我总是加上我的话，“我姐想你啦”、“回来你们就结婚吧”。
二姐夫临走时，把他们俩的伤残证交给了我。那时，对伤残军人的抚恤金是属地管理，在哪儿就业就在哪儿领抚恤金，李瑞大哥的那份由二姐夫寄往山东。二姐夫去进修期间，把李瑞大哥的伤残费交给我大哥代办，我也把李瑞的伤残证交给大哥保管。
大约不过一年，镇政府民政助理通知李瑞病故，抚恤金、丧葬费已和李瑞家乡民政部门结算完毕，铁厂子这边就注销了。此时，我大哥手里还有李瑞一个月的抚恤金没有寄出。
二姐夫学习毕业，被直接派往新成立的湾沟煤矿机运科；他和二姐完婚时，李瑞大哥已不在人世。因为李瑞大哥未结过婚，没有后人，他的这笔抚恤金就一直在我大哥手里。我回家向大哥借钱时，正赶上钱紧，没法子大哥只好动用李瑞那笔钱。大哥当时叮嘱我说：“这钱来之不易，你将来要找机会还给人家。”我虽然答应了大哥，但没有走心，没把大哥的话当回事。经过三四十年后，伴随时光的流逝，我已经淡忘了当时对大哥的承诺，甚至遗忘了李瑞大哥的模样。如果不是日记中有记载，我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40元钱，现在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数目，但在上世纪50年代，40元钱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初中生五个月的生活费。况且，这钱是李瑞大哥用鲜血换来的。
往事钩沉，随着日记一页页掀开，我彻底认账了。我确实欠过我大哥一笔钱，这笔钱是李瑞大哥的抚恤金；而我大哥临终前念念不忘且耿耿于怀的，正是我欠李瑞大哥的抚恤金一直没还。因此，大哥临终前才有“咱们不能丧良心”一说。
当我告知老伴我欠的是李瑞大哥的钱时，我与老伴面面相觑，竟都一下子失语了。而此时突然生成的失语，之后却像沉重的铅块，长时间地堵在我的心口，搬挪不动，愈堵愈沉。我为这失语，必定得付出代价。不是物质上的（40元钱现在已不算什么钱了），是精神上的（对李瑞、对我大哥的愧疚之心），而精神这个无法直观目睹的东西，我又是何等看重。
白爪子向黑爪子的告白
我跟大哥是一奶同胞，血浓于水，从未因钱的问题闹过任何纷争。他觉得供养我上学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花他的钱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忘还李瑞的钱，就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所致。在我的意识里，从大哥手里拿的钱还不还都行。
我和大哥共同相处几十年，从来没有“兄弟阋于墙”一说，而是相互严尊孝悌之道，在各自岗位大显身手，共同成长。虽然大哥当初想当兵需要养家当不了，想念书需要供我也念不了，但他从来不甘人后，一直努力向上。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大哥要考级定级，主要展示技艺绝活，但也象征性地考考文化课。大哥在备考时，问我“企”字怎么解释。我急于出去玩，用不屑的口气说：“念qi，与‘起来’的‘起’是同音字，就是踮起脚来求人的意思。”他接着问：“那‘企业’怎么讲？”我说：“就是为赚钱生产东西、倒腾东西，给国家交税的工厂、公司……”
我的解释让大哥如坠云里雾里。他说：“那‘人’都‘止’了就也是死了，还生产个什么东西？”这时，我的小伙伴喊我去河里游泳，我有些不耐烦了，没好气地扔下一句：“‘企’字不是形声字，也不是会意字，是象形字，是人待在高楼大厦里做工。得了，说了你也不懂！”
我跑出门口听大哥失望地说：“‘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臭小子，你翅膀还没硬呢！”
古时候，统治阶级称普通老百姓为布衣、平民、黔首、黑爪子，称做官的、苦读诗书考取功名的人为“白爪子”。大哥这样比喻，表达了一个养家者的哀愁和苦衷。可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现在想来，我是伤害了大哥的自尊心。幸好，大哥的文化课考试通过了，展示技艺后，定为六级锻工。后来公私合营，我们家的铁匠炉并入了镇铁木业合作社，又升级入股新组建的地方国营通化市江东机械厂，大哥定为八级锻工，到吉林市机械厂培训了一年，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高级工匠。
我和大哥各行其道，是一个穷窝飞出的黑白两只鸟，一个是高级工匠（黑鸟），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白鸟）。从法律层面说，娘的嘱托就是金科玉律。娘秉持祖训：老大打铁，养家糊口，守护祖坟；老三念书，自寻出路，白手起家。哥儿俩自然没有什么继承权之争，一切都按娘的安排进行。但是，从道德层面说，我亏欠了大哥一笔“心”债，至今都没还上，这就是五十多年前我欠下的40元钱。
“约言不实践，道德受摧残”，这是一句民谚，也是我的心声。我无法原谅自己，因为它是志愿军一级伤残李瑞大哥的抚恤金！在这里，我想对已逝的李瑞大哥说声“对不起”。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我大哥临终前那句刺痛我心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现在，我已经能够理解我大哥临终前给我打电话的复杂心情。大哥把这份重任交给我，是对我这个亲兄弟的信赖和依托。然而，我却如此掉以轻心，如此言而无信，使大哥带着永远的遗憾、伤心和亏欠走了。为人一场，临终还受到我不还债这事的折磨，难怪大哥说我“丧良心”。
因为我的不负责任，历史就这么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它可以是一团糊涂账，但绝不会是空白。这不是一笔普通的欠款，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它和一位老人一起，默默地承受着一段历史。想到此，我为自己悲哀，也为大哥流泪。我那一辈子老实厚道的大哥，心里背负了多么沉重的债务啊！
雄鸡叫哟，
天儿亮了，
红日滚滚从东升，
天边鱼肚白，
黑暗过去光明来到！
这是小时候我和大哥一起唱过的儿歌。今年，雄鸡又叫了，大哥学徒时鸡叫即起，生火开炉，浓烟滚滚，炉火通红，铁锤叮当，几十年如一日；我把生物钟也定在鸡叫时，“夜半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我读书、编书、做书、写书，一直坚持至今。
雄鸡啼鸣，声传两界，虽然我与大哥已无法来往，可心灵却是相通的。大哥没有活到还清债务的那一天，唯愿我能尽快寻找到李瑞大哥可能在世的亲属，将这笔40元的欠款十倍百倍的偿还，作为对我大哥的追思，也是“白爪子”向“黑爪子”的告白。
王炳顺
“扪心”征文
■征文要求：
1.3000字以上。2.以忏悔为主题，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容真实，语言朴素，反思到位（不必担心文笔不足，编辑会根据您的口述为您整理文字，来稿请务必留下电话，以便与您联系）。3.欢迎广大读者来稿。请自留底稿，稿件不退还。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发表时可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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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民大街6906号新文化报社副刊部“扪心”（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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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年土改后恢复生产，办教育。我们家铁匠炉掌柜王姜氏是寡妇开炉，给全免营业税五年，还分了三间草房。我们这些穷小子被八路军工作队从山上（打梨）、河塘里（游泳）“抓起来”，每人送一个书包、一套文具，赶到学校里念书，一反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第一堂课是学会背“我是中国人”，认识“一个人两只手，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可惜我大哥没念几天书就不得不辍学，不满16岁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