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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N代亲历的时代变迁 生命禁区何以最具幸福感

2019年02月21日15未知admin

上世纪90年代,张立发与家人在布达拉宫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藏N代”亲历的时代变迁 生命禁区何以最具幸福感

  2017年2月,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发布《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6-2017)》,拉萨名列“中国最具幸福感十佳城市”第一名,同时“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连续4年位列全国38个主要城市之首。

  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在国家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奔赴那里。那是个纯粹的年代,生命禁区、祖国边疆等意象,让新中国的年轻人热情高涨。

  将近70年过去,早年那拨儿年轻人的儿辈、孙辈、甚至重孙辈,有的在西藏长大,有的有如父辈那样,成年之后选择进藏。

  因父母留西藏而在西藏工作的人们,习惯用藏二代、藏三代甚至藏四代划分彼此的“辈分”。他们参与书写了西藏的历史,时代大潮打来,家族的迁徙史也从此改写。

  “一腔热血,报效祖国”

  1979年,24岁的王月维入藏工作,她说自己是和孔繁森同一年入藏的。她记得媒体在报道孔繁森事迹时曾用过这样一段话,“某晚,他胸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了,于是半夜起来写了遗书”。她感同身受,西藏平均海拔4000米,空气稀薄。

  当时,山西、陕西等4省选派1200名农业等技术人员进藏,刚从山西长治农校毕业的王月维主动报名,“就是一腔热血,觉得要报效祖国”。后来的事实显示,西藏干部队伍从那时起不断壮大。

  王月维记得,1979年4月24日,这支“援军”从山西出发了。火车载着300名“各院校最牛的人”,向西飞奔三天两夜。到了甘肃柳园,他们再换乘蒙着军用帆布的大卡车,挺进青藏线。

  当大卡车驶入西藏最北的那曲地区,强烈的高原反应让同学们当晚就难以入眠。有人一路呕吐着,再往南行驶一两百公里,途经当雄县,这批20岁出头的年轻人遇见了春耕仪式,终于出现人烟,整个卡车顿时沸腾了。

  全程21天,戈壁、高原、边疆,王月维说,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乘车。

  与进藏干部相比,手工艺人张立发的进藏之路略显孤单。1990年,他走出老家云南大理新华村,与六七个老乡到拉萨开了一家民族手工艺品作坊。那年,张立发21岁。虽是西藏邻省,但进藏之路同样坎坷。滇藏线乘车要花好几天。

  辗转入藏,但对于能做出什么事业、未来会待多久,无论是张立发还是王月维,那时谁心里也没有数。

  对进藏家庭来说,骨肉离别太常见

  在藏区,王月维和相遇的老乡安平结婚,并辗转分配到西藏山南地区朗县(该县后隶属西藏林芝市),生下两个女儿。

  女儿们被送回山西寄养。这是骨肉别离的遗憾,但对进藏家庭来说,这太常见了。

  “妈妈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把我送回山西的。”二女儿王雅慧说。

  漫长的童年,王雅慧在山西亲戚间辗转着。起初和姥姥住,后来跟着姨妈、舅妈、远房亲戚,还有母亲的中专同学。他们搬家,她也一起搬。

  那时不是每家都有电话,母女只能把通话时间约在每周日早上9点。在山西,王雅慧8点半就到安装了电话的邻居家等候;在西藏,王月维也要找公用电话亭,然后等上很久。

  父母回一趟山西更不容易。他们每三年休一次假,一次休半年。这半年,往返又要耗费两个月,因为买从拉萨飞成都的机票需要排号,之后还要辗转好几个城市换乘火车。

  真的见到母亲时,王雅慧却觉得,眼前这位短发、微胖、穿着黑色林业工作服的女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阿姨。

  “我记得喊了‘阿姨好’后,我妈立刻就冲了出去,泣不成声。”王雅慧哽咽了。她至今还能感觉到,当时,妈妈特别想靠近自己,但又不敢靠近。

  事业在这里,舍不得离开

  一个特殊的任务在1994年降临到手艺人张立发身上:有关部门找到他,说次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他们正寻访民间手工艺人,制作民族文化产品。

  张立发当年已小有名气。“工作人员拿着图纸,到处找人加工民族文化产品。我试加工了一个,他们比较满意。”张立发设计的是小酒杯、青稞酒壶、银筷子和银勺。酒杯重30克,象征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上面还刻有藏族八宝图,寓意着吉祥。

  政府将张立发临时安排进一个大院,专门加工纪念品。最多的时候,院里有50多人一起打磨产品。

  院内繁忙,院外,西藏正飞速发展着。20年之后,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官方媒体用“千年跨越”定义这50年的巨变:地方生产总值增长281倍,人均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8.2岁,冰箱、电视、手机等渐渐成了老百姓的“标配”。

  自治区成立30周年这个节点,也让当时进藏10余年的王月维感到,这里值得奋斗。这些年来她最骄傲的事情是,朗县有很多桑树,不过老百姓没见过蚕。她搞了养蚕坊,没有专业的蚕房,就自己买消毒水消毒仓库;没有蚕架,就弄了荆棘代替;没有工具,就想土办法。

  王月维最终成功了,这个技术,还获得了西藏山南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她离故乡也越来越远。原本,选派进藏8年可以调回内地,她与丈夫错过了两次这样的机会。1998年,进藏近20年的她决定留在西藏,因为朗县当时缺少技术干部,“这么多年的心血不能白费”。

  一晃,就是30年。她算了一笔账:与他们同车抵达山南地区的有32人,除去牺牲的、调回内地的,最终有七八人在西藏退休。

  时光对张立发来说,具象化为西藏的民族文化产品业越来越发达。上世纪90年代初,拉萨只有几十个老乡做手工艺,如今已聚集了一个数千人的庞大的工艺加工人群。

  西藏也试图给他们营造创业的环境。张立发说,开发一种卷轴画产品时,政府给他批了100万元的扶助资金,“政策还是挺好的”。

  他的门店多了起来,其中一家现在已有三四百平方米,总共两层。连他的徒弟都有了徒弟,这些徒子徒孙“有几十个,我都记不住了”。

  家族的轨迹在高原上延续

  48岁的张立发感到,自己的体质不如当年了。20多岁时,他能和拉萨的同龄人一起打篮球,现在在高原待久了,“别说跑了,(快)走几步就喘得受不了”。

  “我的事业在这个地方。”张立发不知不觉也在西藏待了将近30年。他打算培养自己的孩子,看他们能否撑得下去,若行,未来就把打拼半生的民族手工艺生意让其继承,自己回家休息。

  高中毕业之后,张立发的小女儿便帮忙打理一家店铺的生意。一开始,她有种延续事业的家族使命感,也想着为父亲减轻一点负担。

  王月维起初则不建议女儿到西藏。在王雅慧看来,这是因为父母知道西藏条件艰苦,并且尝够了与女儿骨肉分离的苦,不希望女儿像父母一样。小时候,王雅慧同样对自己说:“绝对不去西藏。”

  2011年,她还是来了,成为西藏日报社的一名记者。此前在四川的一份短暂工作,她觉得压力很大,这时,退休的父母建议她可以到西藏“调剂一下”。

  这次调剂,让家族的轨迹再次在高原上延续了。“我很适应这里的生活节奏,也很喜欢这边的比较单纯的人际关系,就决定在这留下。”王雅慧说。

  她一度到林芝市驻站5年,观察这片土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交通。”她说,2012年,她乘车去一个乡,外侧轮胎大约有四分之一悬在空中,而下面就是悬崖。

  她还记得,以往,从林芝市到波密县要经过“通麦天险”,全程可能要六七个小时。那多是泥路,有的路段连路基都没有,“没去过的人想象不出来路有多烂”。有的路段14公里要开两个小时,曾有大桥出了垮塌事故,但桥下,连大卡车的残骸都难以找到。

  更早些时候,她2006年第一次进藏看望父母,林芝市去朗县的路上,车基本是挨着道路边缘行驶的,旁边就是奔流的大江。头回看到这么危险的路,她的右手一路上紧抓车门把手不放。

  如今,西藏拥有了7.5万公里公路,林芝市到波密县两三个小时就“搞定了”。“钢筋水泥的大桥,特别漂亮,一路坦途。”四处出差的王雅慧觉得,许多道路已和内地没什么区别了。

  “我觉得真的是翻天覆地,这个词不过分。”王雅慧感慨着,当地干部每年有四五十天假期,从内地休假回来,拉萨可能就变成另一个样子,“就是这么夸张,发展得特别迅速,没法想象的变化。”

  张立发也说,现在,拉萨到丽江开通了航班,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想回家就能回家了”。

  王雅慧感受最明显的是,2011年刚来西藏,她与网店客服交流的第一句话一定是问“西藏发货吗”。因为,不少店铺不提供西藏的快递服务。但如今,很多店铺都能快递了,家里小到牙刷、牙膏、卫生纸,大到家具,全是在网上买的,“我老公打趣,家里除了他,其他全是我网购来的”。

  一家电商平台也在拉萨建仓了。和内地大城市一样,米面粮油等商品上午11点前下单,当天下午,王雅慧就能收到它们。

  上一辈人的努力真的让时代变了

  亲历西藏变化的王雅慧,慢慢理解了父母当年为何放弃回到内地。

  “父母在朗县一直工作,太熟悉了,真的对朗县有感情了。他们舍不得离开,因为他们一点一点看着朗县的变化,真的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变好。”王雅慧总提到一个“变”字。

  故乡也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王雅慧的爷爷不同意她的父亲进藏,日盼夜盼之下,原本硬朗的爷爷身体垮了,父亲进藏的第二年,爷爷辞世。

  退休之前,王雅慧父母在老家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王雅慧发觉,在老家“消失”了30多年,父母与一切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了。

  为了事业,张立发也一度好久没有回家。1991年之后,他曾在西藏一连待了5年,之后一两年回家一次,“我们云南人有个习惯,不管外面怎么好,每到过年都必须回家”。

  张立发的女儿觉得,父辈闯出来的事业,必然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这让她面对困难不会知难而退。

  上一辈各族人民的努力,真的让时代变了。如今,进藏的年轻人不再背着麻袋,不再挤着卡车,他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揣着苹果手机,推着时尚行李箱,乘坐的是直达飞机、有氧列车。尽管有的家人不同意孩子进藏,但最后结果可能是,父母也乐意跟孩子到西藏生活了——王雅慧的丈夫就是这样。

  退休到成都居住的王月维,早已把西藏看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家里的电视机平常没什么人打开,可每晚7点半,她与丈夫总会调到西藏卫视看新闻。她的手机安装了《西藏日报》App,这是2017年刚刚试运行的。

  当年一起入藏的那批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不过,在微信群里,他们常常写诗,为西藏新的变化点赞。

  “他们真的把西藏当成家了,我能感到那种感情是由衷的。”王雅慧说,这些“藏一代”们,对西藏或许都是又热爱又遗憾的:爱,是他们通过努力把西藏一点一点地变好;遗憾,是因为西藏让他们没法享受与子女团聚的快乐。

  作为“藏二代”,她心里又十分矛盾。不少子女能陪着父母,或者可以把父母接到身边赡养,但她在西藏工作,不敢冒险让老人继续在高原生活。2017年的春节,父母是独自在成都过的,“别人都是一家团聚,他们是老两口,我特别不能接受,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很不舒服”。

  她打算为父母那辈人写一本书。在她眼里,他们把青春留在了高原,把自己的孩子、晚年的幸福也留给了高原。他们没法在高原长期生活,但他们又已作出了人生选择。

  在家国叙事里,这叫“献了青春献子孙,子孙继续献青春”。但对王雅慧来说,她从没把在西藏工作视为一种奉献。“我的父母曾在这边,我其实就是一个西藏人。”她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实习生 车灏楠 房立俊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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