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视听】专访周***侄女：伯伯的“不近人情”

19***年10月16日，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的胞弟周恩寿带着孩子们，从天津来到北京工作。由于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子女，夫妇二人就将对晚辈的感情投注在子侄辈。“环视听”记者多次采访过周恩寿的女儿周秉德、周秉宜等人，她们曾在中南海与周恩来夫妇一起生活多年。在姐妹俩的讲述中，周恩来严于治家又不失温情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他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

 “要说‘家风’两个字，那就从伯父和父亲的事情说起吧，这也是我们兄弟姐妹住到中南海的原因之一。”周秉德微笑着打开了记忆的大门，“我父亲1925年考取了黄埔军校四期，第二年北伐战争开始，父亲作为宣传人员随军北上。攻打武汉时，父亲因为私事擅自离队，伯父知道后很生气，狠狠地批评了他。年少的父亲一时想不开，就离开革命队伍，回到了长辈身边。几经辗转，到解放战争时，父亲在天津开了一家小货栈，私下里给解放区供应物资，做些革命外围工作。天津、北京解放后，父亲联系上伯父，说自己还想正式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周恩寿已经脱离组织，但是周恩来想到他没有破坏过组织，也一直支持革命，便同意了弟弟的请求。

周恩寿知道哥哥对家人的要求很严，也没提具体要求，但周恩来还是特意告诉周恩寿：“你的工作不能由我来定，只能听组织安排。”周恩寿先是在华北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市钢铁局。“伯父听说了父亲的工作安排后，专门叮嘱钢铁局的领导说，给他的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最终，父亲在钢铁局当了一名普通科员，做工会和仓库的工作。”周秉德告诉“环视听”记者。

职位低、待遇少就意味着周恩寿一家的生活很不宽裕。在周秉德的记忆中，分给自家的房子很小，两间屋大概也就20平方米左右。由于住房通风条件差，家里人又多，刚出生的五弟周秉和长了一头疖子。周恩来知道弟弟条件困难，就让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3个岁数稍大的孩子常到自己身边住，以缓解弟弟肩上的压力。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常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弟弟贴补家用。“从1952年到1969年，伯父每个月都会给我家贴钱。那时候我觉得伯父是***，收入肯定多，就没当回事。伯父去世以后，警卫告诉我，其实他工资也不多，贴补给我家的钱占了一半工资。我听了以后都懵了，愧疚得厉害，心想自己以前怎么那么不懂事，有时候还乱花钱！”如今已经79岁的周秉德回忆起此事仍不能平静，语气明显颤抖起来，眼睛里也有了泪花。

生活上，周恩来可以尽力照顾弟弟，不过一旦涉及工作，他又变得“不近人情”。上世纪60年代初，周恩寿已经调到内务部工作，但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病休。1963年春节时，周恩来对弟弟说：“你身体不好不能正常工作，还拿着全份工资。要不然，你提前退休吧。”周恩寿同意后，周恩来就和内务部打了招呼，让提前给弟弟办退休。“内务部的领导觉得父亲职位不高，工资本来就低，家里要养活的人又多，而且没几年也到正式退休年龄了，就拖了拖。伯伯知道后找到内务部长曾山，对人家发了一通火，让马上就办。提前退休后，父亲收入少了很多，伯伯就增加了对我家的补贴。他就是这样，自己苦点、家人苦点无所谓，唯独见不得国家吃亏。”周秉德说道。

“这里大家可以来，所以你们也可以来”

在晚辈眼中，周恩来是个慈祥的长者。周秉宜向“环视听”记者回忆了初见伯父时的印象：“1949年12月，我第一次见到伯父时才4岁。伯父见到我，高兴地把我举过头顶，他抬头望着我，笑得很开心。我那会紧张兮兮地想，这个穿着黑棉衣的伯父可别松手，要不我就摔下去了。”在周恩来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中，也常能看到他被孩子围在中间，开心笑着的画面。周恩来膝下没有子女，对周家的晚辈们很是关爱，但绝不溺爱。

周秉宜7岁那年，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邓颖超告诉她，你现在是个学生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我们对你的要求会更严格。从那以后，周秉宜每天抱着小碗，揣着饭票，到***食堂跟大人们一起排队打饭，直到她离开中南海。在周恩来夫妇的有意教导下，周家子弟从小就有很强的自立意识。“这对我们将来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周秉宜说。

平民意识是周恩来培养晚辈的另一个重点。“当时到了周末，中央办公厅和***办公厅都会播电影，职工家属也能去看。中办有时会播没有公演的内部电影，国办这边都是播已经公演的，两边都是5分钱一张票。但是伯父从来不让我们去看内部电影，只能看公演电影。在他眼中，老百姓看什么，你们就看什么，老百姓没份儿的你们也没份儿。这等于从小就告诉我们，你们就是普通群众，一点特殊化思想都不能有。”周秉宜说道。到了劳动节和国庆节的夜里，天安门会有烟火表演，按规定，首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但是，周家的孩子从来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过烟火。“伯母会说，你伯父到城楼上是协调照应其他首长，是去工作的，你们不能跟着去。然后就带我们搬着凳子，到中南海边上远远地看。看到有其他职工带着孩子在这看，她还会说，这里大家可以来，所以你们也可以来。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和大家一样。”

在学校里，周恩来依然不许晚辈们有一点特殊化思想。周秉德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时，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周秉德说：“每到周末，学校总会来不少汽车接学生，不过我从来没有这待遇。我那时才十几岁，看着别的同学有车接，心理不平衡啊。我想你们家人都不如我伯父职位高，为什么都有车接。伯母听了我的抱怨就说：‘不是和你说过嘛，你们小孩子对革命还没有任何贡献，怎么能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呢？’”

在八一小学读书的周秉钧、周秉宜同样没享受过车接车送。周秉宜说：“我们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平时手里攥着车票钱。到了夏天嘴馋忍不住，有时拿车票钱买冰棍吃，然后只好顶着太阳走路回家。”有一次放寒假，上三年级的周秉钧觉得住校的被子需要拆洗，就给邓颖超写了封信，信里说：“我们放假了，请派车来接，因为行李比较多。”“我大弟弟秉钧觉得这次的理由很充分，结果放假那天，警卫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把他的行李拉到学校门口，然后花钱雇了一辆三轮车，就这样把行李拉走了。”周秉德回忆说。到家后，邓颖超先和周秉钧聊了会学校的事，然后话锋一转：“你口气倒不小，还派车去接。汽车是伯父工作用的，能给你用吗？”

采访结束，周秉宜走出咖啡馆后，邻桌一名20多岁的年轻姑娘走过来，好奇地问“环视听”记者：“刚才听到你们聊天，那位老太太是周***的家人吗？我最喜欢周***了。”

“是的，她是周***的侄女。你为什么会喜欢周***呢？”年轻姑娘想了想：“怎能不喜欢他呢？他是那样有魅力的一个人。还有，你看，那位老太太穿着多朴实，可是气质又多想让人亲近，跟我想象中的周***一个样。”(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李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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