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学生的乡村小学

     学校里一间屋子的玻璃碎了。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文丽娟

“我们的小学只剩两个孩子了！”正月初八，我的同学兼老乡李一陵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带着与过年氛围不符的沮丧。

作为一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最后留在北京体制内解决了令人艳羡的北京户口的大学生，李一陵在家乡成了一个符号，代表着知识改变命运。

“好好读书，以后就能像哥哥一样，去北京。”在不少场合，他被当成励志的榜样。

如今，培养我们的母校、曾被村里人寄予厚望的唯一一所学校似乎也快要保不住了。

李一陵问我，那两个小孩还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坚信考上了大学就能跨过这座山吗？

离村

我们的家乡在湖南省一个偏远的农村，进城需要翻过层峦叠嶂的一座座山。每次回家，都是先从北京坐20个小时的火车到市区，在市里住一晚，第二天再搭乘摩托车到村里。

2002年，我们从这所村庄小学毕业时，班上还有60多个同学，全校也有300多人。

15年之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两名教师和一名校工。

一切从简，不再分年级、不再分科目，什么都是这“二对二”。

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说，去年开学报名时，还有十几个学生的家长来学校了解情况，但最后只有两个学生留了下来。

村里大部分孩子都去了近十公里外的邻村中心小学。即便那些年龄小不便住宿的，也由祖父母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我们村，附近乡镇的许多村庄小学近年来生源都在急剧减少，一个学校只剩十来个学生的情况并不少见。

事实上，我们村庄小学没落至此仍得以保留，与村里上任不久的村支书有关。这个在外打拼多年、身家数千万的企业家，心中装着一幅乡村振兴的图景：利用好乡村各类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把村里的公共服务办好，吸引外出农民还乡。

他坚持要保留村里的小学，哪怕只有两个学生，“一旦撤了，以后要恢复，就会非常难”。

困境

虽然村里极力想保留这所学校，但“上面”的人却很“头疼”。

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列举了规模小的种种弊端：两个孩子，不管是课堂还是生活，都缺少同伴。学校本是孩子社会化的过程，只有两个孩子的学校，难以承担这种职能。对教师来说，这种情况也会让他们干得“没劲头”，真正优秀的教师一般不愿意到这样的教学点来。虽然对在农村学校任教的教师，收入待遇有倾斜，但不能让他们的工作有成就感。小规模学校的教学质量能不能得到保障，能否真正成为小而美的存在，很难预期。

当然，仅计算投入产出的经济账，小规模学校也很“划不来”。附近镇上的一所村庄小学校长算了一笔账，去年为这个教学点投入了6万多元，其中两万元左右用于给做饭的校工发工资，因为两名年轻女老师不敢住在深山里，每天早上要把她们从镇上送到学校，放学后又把她们接回家，这也是一笔不菲的额外投入。

近年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城乡教育差距，把孩子送到城镇上学，已成为村里的农民离开农村的一个主要动力。在老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在农村生计尚可，但因为担忧教育质量，把孩子送进城里读书，自己留守农村的情况。

这直接导致乡村学校小规模化加剧，呈现出教学质量下降、人数减少、教学质量继续下降、人数持续减少的恶性循环。

此消彼长，市区的小学规模却越来越大，“大班额”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个别小学甚至全校有3000多人，堪比一所高中的规模。

或许只有整天出现在新闻里的“城乡均衡”才能化解这样的尴尬。

其实接到李一陵的电话时，我正好站在我们村小的铁门前，一阵风吹过，我觉得有点冷。

我把脸贴在校门的铁栅栏上，使劲往里看，试图找寻曾经熟悉的场景，却只能看见一堆散落的石头、黄土、砖块、木板，狼藉地堆在教室旁边。在一扇破碎的玻璃旁边，贴着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依法治校，做学生敬爱的好老师”。

可是他们能教的学生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