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班时代：排课之难不亚于重办一所学校

21世纪经济报道

今年9月起，北京、山东、天津、海南4省市，将在浙江和上海之后启动新高考改革。

新高考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打破传统的文理分科局限，将考试科目改为“3+3”（语数外3门必考＋3门选考）模式，扩大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由此，高中选课走班制将成为一种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地方实施新的高考方案，如何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满足学生不同需求，正成为很多高中校长直面的难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从率先启动高考改革的浙江和上海的情况来看，走班制正成为常态。但如何走班、怎么排课，其难度并不亚于“重办一所学校”。

根据浙江高考“7选3”的改革方案，选考课程最多出现35种组合。对于高中而言，如何在现有的师资基础上，将教室、教师、上课时间等诸多变量协调起来，并非原有的人工排课方式所能解决的。

而变革也可能对既有教育格局带来冲击，在一些有想法的学校和地方看来，这就倒逼学校打开校门，借助信息化的手段，重新构建包括课程体系在内的很多方面。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校的教学品质和对学生发展潜力的认识和激发。

“校长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充分开发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课程，让课程引领并且适应学生的发展。”晋元高级中学校长季洪旭表示。

教育资源集聚的当下，一些教育科技公司也从中看到了机会，晓羊教育创始人周林认为，人工智能排课虽然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市场，但规模很大。预计市场高峰期将在明年下半年到后年之间到来。

走班有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和浙江有“大走班”、“中走班”和“小走班”三种模式。“大走班”模式就是取消传统的行政班，所有学科都在选课走班；“中走班”指的是保留行政班，语数外保持原班上课，其他学科进行分类走班。采取“小走班”模式的多是一些办学规模比较小、教师和教室资源不够的学校，他们往往是提供一些选课组合，让学生选择。

目前采用最多的是“中走班”的模式。上海晋元高级中学从六年前就开始探索走班模式，他们采取也是“中走班”的模式，但语数外三科的拓展性课程也实行了分层走班。具体做法是，选考课程有合格考和等级考分类走班。语数外的行政班采取基础性课程不走班，拓展性课程走班模式。同时，体育、艺术、劳技等学科，进行专项化走班。例如，体育学科是按照羽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田径等项目进行走班。“我们学校虽然行政班保留，剩下的所有学科基本上都存在走班。”季校长表示。

在季校长看来，走班源自于学生的选择，而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规划自我又是选择的前提。这都是基于一个学生的个性发展，让每个学生做最好的自我。

“学校有条件的话，应该尽可能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进行走班。因为走班之后，学生学习成长接触的人变多，这对未来适应社会是有好处的。”他表示。

而在班级管理模式上，不少学校采取的是双导师制的走班管理。“双班主任并行的管理模式，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学生在走班的同时仍有归属感。大型的活动还能按照行政班开展，同时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也好进行。”浙江元济高级中学校长卢明表示。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校长认为，走班类型的选择要结合学校自身的资源进行选择，但要尽可能给学生提供最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但无论那种模式的走班，都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学校的资源是否充足。

先选后排：从学生立场规划课程

走班模式下，最让学校头疼一般是四个方面：学生怎么选课、学校如何排课、班级如何管理、怎么进行学生和教师评价。

学生怎么选课、学校如何排课，涉及到学科课程规划问题。卢明校长告诉记者，学生什么时间参加选考、什么时间参加学考，才既有利于考好成绩，还不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学生按照学业水平进行走班后，不同层次的学生需要教授什么样的内容等等，都需要做三年的统一规划。

而其中，最难的是由过去的“先排后选”转变到现在的“先选后排”，如何在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和学校现有的师资力量中做平衡。

“最主要的问题是学校立场的转变，原来是以教的立场来安排课程，现在高考新政，要从学生的立场规划课程。”长期关注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领域的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表示，“这两者的关系是，尊重学生的需求是必要条件，学校资源多少则代表了可能性，两者都不能走极端。”

另有教育观察人士指出，排课是最后的结果，核心是在有选考组合的多种选择情况下，怎么充分实现，这需要一套完善的资源体系和配套系统去支撑。

而随后的走班管理和评价，也是不小的挑战，包括教室、教师、时间等多方面的资源冲突。

例如，选课组合增多，意味着需要的教室越多。在既有教室一定的情况下，有的学校需要周末或者晚上上课。而打破文理分科后，对个别学科的老师需求量会增大，一定程度上出现教师结构性失衡，有些学科老师稀缺、有些学科老师过剩。

记者了解到，有些学校会进行人才库储备，有些会让学科负担减轻的老师进行一些科研创新方面的工作，或者是承担一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一些课程。

在对学生进行评价上，晋元高级中学的做法是，采用纸笔测试加上过程性评价的模式。其中过程性评价包括平时学习态度、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基于学科特点的考核内容等。

此外，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加强教师培训成为不少校长的共识。上海理工大学附中校长沈洪表示，“按照高一高二高三学段的不同，按照合格考、等级考、高考等不同形式，采取分层走班的类型不一样。这对整个教学质量过程管理怎么落实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学校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培训。”

上海市嘉定一中校长管文洁告诉记者，三年的实践下来，他们觉得教师对新高考改革制度的理解和跟进，对学生、课程标准、考试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教师在三年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地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在这方面，他们加大了教师的培训力度。

生涯规划指导学生选择

从上海和浙江的情况来看，不少学校都尽力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并给他们进行基于学生生涯规划的选课指导。例如，上理工附中是从高一就开始启动走班培训。学校会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学生兴趣特长等方面的调研，并对他们进行未来职业生涯指导。此外，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会通过一些课程设置，让学生在这方面有意识地进行自我规划。

嘉定一中的做法是在高一结束后，会有学科雷达图、社会实践课程表现、素养和潜能分析报告等给到学生和家长，这些过程性评价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例如，雷达图告诉学生他们的优势和弱势学科在哪里，学科增长潜力有哪些；暑假和双休日，学生可以带着课题到学校安排的实践合作单位进行社会实践探索，这能让他们把习得的知识和现实世界链接起来。此外，选课老师还会给孩子分享选考科目的精髓内容以及涉及到大学的哪些专业，让学生提早了解。

在季校长看来，生涯课程设计包含认知类和体验类两种类型。认知类的包括做一些量表测试、外部诊断等；体验类包括职业体验、志愿者活动、大学里做一些专业考察等。学校要做好课程体系架构，告诉学生这些类型分别包括哪些内容，学习进程怎么安排等。这些要在高一学年完成，成为学生选课的参考和依据。

卢校长表示，“有了职业生涯的规划后，学生选课时就不会单纯地避难求易，更有利于学生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元济高级中学的做法是，学生高一进来，就会有老师专门指导。他们根据大学的专业设置，确定十六个行业，了解学生青睐的专业范围，再给予相应的指导。例如土木建筑类等，会告诉学生在大学里面的课程是什么，高中应该选考什么科目，做怎样的准备。

一组数据说明问题，元济高级中学这一届高考结束的学生的物理选考率为71.2%，远超浙江4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学生并没有因为追求分数的最大化，而放弃自己的兴趣或发展规划。

借助人工智能解决问题

接受采访的不少教育人士认为，未来借助人工智能手段进行排课将成为趋势。这也将为一些通过智能排课切入教育信息化市场的公司带来机会。

服务过北大附中等学校的希悦科技创始人刘慈航曾表示，学校传统的选排课系统将会失效。这是最先显露出来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管理的失效，以前是固定班级，现在学生流动上课，怎么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了解学情。

希悦的选排系统会根据学生选课的志愿、学校的资源，通过算法，将要排的行政班、教学班课程数据计算好，导入选排课系统中的课表，最终生成学校需要的课表。

记者了解到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中，较为常见和推崇的方式是以系统排课为主、人工为辅，二者相结合。

“实践的第一年还是辛苦的，但现在三年下来，借助排课系统，已经形成比较科学的排课体系。”管校长告诉记者，以前一张课表“一统天下”的时代过去，如今学生是人手一张课表。就他们学校而言，开学之前他们就要生成1500张左右的课表。学校的做法是先进行系统排课，然后人工再加以检验。这样比较高效。

“这也是新高考改革带给我们的一个红利，让我们在教育资源集聚的当下，重新思考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品质。现在有很多教育信息化的手段，学校需要了解，并结合学校实际进行使用。”管校长表示。

卢校长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机器和人工相结合后，效率最高。因为系统只认指令，在一些情况下没有那么灵活机动。例如，规定一个班级的学生不能超过45个人，但是如果选考出现46个人的时候，机器就会显示不能进行，但这种情况下，进行人工排课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学生排进去。

晓羊教育的周林表示，预计人工智能排课市场高峰期将在明年下半年到后年之间到来，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布局。他们现在合作最多的是明年即将启动新高考的省市，这些省市相对处于焦虑和迷茫的状态。同时，浙江和上海也将是他们的合作重点。

“全国有十几万所初中和高中，伴随着新高考改革，他们会逐渐认识到技术强大的信息化支撑平台将成为学校优质教学中的一个必需品。”周林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