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制假不能“唯数额论”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 资料图 

将现行刑法中通过单纯的数额来追究制假售假行为法律责任的界定标准，调整为情节加数额或者直接将此罪从数额犯改成行为犯，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法治周末记者 仇飞

“我们跟着拉客仔穿过好几道门，沿路坐着一些人很警惕地盯着我们，推开最后一道铁门进入窝点时，发现里面的东西非常多，琳琅满目，特别是一些国际名牌商品，真的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一直关注假货治理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至今仍对他乔装打扮在某皮具城进行的一场暗访调研记忆犹新，他亲眼目睹黑人朋友顺利完成了一笔假包“国际贸易”。

“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再度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

他呼吁，面对跨平台、跨国境、多渠道、线上线下并发的售假新形态，无论是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对制售假犯罪严厉打击，加大制售假的源头治理。

跨平台转移

线下源头待围剿

阿里巴巴近日对外发布的《2017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提到，线下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售假分子呈现跨国境，尤其是向微商等其他各类平台流窜销售的特点。

记者注意到，一些淘宝商户会在商品销售页面提示“了解更多商品信息添加相应微信号”等内容，而买家加上好友之后发现他们在售卖假货。

“原来假货仅仅停留在电商平台上，现在在很多社交平台已经出现售假变种，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平台做掩护完成下单和交易，实现假货的流通。”阿里巴巴副总裁孙军工对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说。

去年12月，公安部专门部署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春雷行动”，发现由于线下假货生产源头未根除，许多制假售假犯罪链条依然活动猖獗，甚至形成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假货产业带。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针对上述突出问题深挖犯罪源头窝点，摧毁犯罪产业链条，严惩制假售假不法分子，防止此类犯罪蔓延发展。

“假货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毒瘤”，朱征夫认为，其根源在于诚信缺失，这一源头在于线下的经济问题，会危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证据认定难

应降低入刑门槛

朱征夫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刑法上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的起刑点并不高，只要假货的销售金额达5万元以上就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问题在于能够证明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的证据很难找，行为人大部分都通过现金交易，并不会留下账本等记载信息。

“反而网上打假可以突围，易取得证据，监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网上平台提供的打假线索。”朱征夫说。

阿里巴巴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型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共排查出5436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疑似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910条，公安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有740例。

“在现实中，制售假分子为逃避打击，会有意识地将犯罪链条分解到多个环节多个平台，刻意造成制售假者与涉假商品之间的物理分离，使得案件侦办难度和耗费时间都大幅升高，证据之间相互印证难度大。”孙军工认为，在复杂的线上销售和线下制假过程中，“唯数额论”的定罪量刑标准使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对于电子证据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标准，线上销售的违法收入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较难认定，制售假犯罪分子很容易逃脱应有的制裁。

对此，朱征夫建议，将现行刑法中通过单纯的数额来追究制假售假行为法律责任的界定标准，调整为情节加数额或者直接将此罪从数额犯改成行为犯，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犯罪成本低

应形成重罚闭环

阿里巴巴统计发现，在2017年公安机关已经进行刑事打击的740例制假售假案件中，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为63例，共判决129人，缓刑比例为81%，比2016年高两个百分点。

例如，在某起销售假冒三星、苹果牌手机的案件中，行为人共销售485部假冒手机获利86万元，最终主犯仅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而制售假违法犯罪成本低的另一个表现是行为人很容易再次犯罪。记者注意到，2017年9月，西部某省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调味品案，警方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该案主犯师某之前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从事打假工作，曾配合当地警方打击过假冒该品牌调味品的制售窝点。在高额利润诱惑下，师某转而制假，2006年、2011年，其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这说明刑罚轻不足以震慑制售假违法犯罪，治理假货如同治理酒驾，不对制假行为作最严厉的遏制，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朱征夫说，要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产生威慑和预防作用。

除了立法外，朱征夫认为，还要加强行政违法处理，惩治售假要多管齐下。同时，也要完善制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进入司法阶段则加重处罚，形成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售假主体。

“必须推行对从生产端扩大到销售端、仓储端、运输端等范畴的行业禁止的处罚。立法、执法、司法三方联动，加大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假货。”朱征夫进一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