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详解“中国模式”

    郑永年。

    受访者供图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作为极具公共影响力的国际学者，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先后出版专著14部，主编学术著作12部。

    他的名片上印着“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确实，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者，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

    在他的专著中，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及其珠三角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深入研究珠三角，他把学术的主战场放到了广东，并成为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2016年6月，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成员之一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向政府提交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较早地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展开研究。

    ●南方日报记者 刘茜

    偏爱深入中国农村和基层调研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远赴美国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他的导师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1996年，郑永年来到了新加坡。当时，“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高度国际化。“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是观察中国的好地方。”郑永年说。

    他频频到中国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

    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他经常在报刊及其他媒体发表评论。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

    多年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广泛的影响。

    看好粤港澳大湾区前景

    在郑永年的学术研究版图里，广东及珠三角是其重中之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外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此时也正逢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郑永年力挺广东转型升级，并用自己的学术理论支持广东继续前行。

    郑永年在专栏文章中写道：广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有科学的理解。产业升级至少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升级。其二是同一产业链上的升级，就是增加产品的技术成分。

    确实，多年来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和对珠三角的关注，让郑永年的理论很有说服力。

    他认为，就亚洲“四小龙”而言，因为国土面积小、土地有限，不得不放弃一些附加值低的产业，因此更多的是采用第一种形式进行产业升级。“但中国面积大，不应轻言放弃某一种产业。珠三角一些产业可以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再引入先进的产业。同时，珠三角也可以通过提升产品的技术，追求同一产业链的升级，从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基于深入细致的研究，郑永年十分支持并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个非常大格局的战略布局。”在他的眼中，广东改革先锋的特性依旧在，但不论是“排头兵”还是“领头羊”，广东都需要更多创新和进步。

    因此，郑永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家级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个广东项目。“广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粤港澳大湾区是体制创新、区域协调发展的试验田。”

    同时，他还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有许多“共同市场”充满合作空间。包括共同制造业基地、共同金融市场、共同劳动力市场、共同教育市场、共同服务业市场等。“香港的金融、教育、科研优势，广东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这些湾区共同市场建成了，就可以实现湾区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郑永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