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工人曾登时代周刊 此后又经历了哪些浮沉

　　原标题：曾登上《时代周刊》中国工人，这8年经历了哪些命运浮沉？

　　相约美好生活，

　　我们不见不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金秋时节，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事实上，5年前当选中共中央***后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就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过去5年，以***同志为核心的***励精图治、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成就、形成新风气、开创新局面，不断创造着更美好的生活。

　　美好生活——这个深植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憧憬，被党的领袖如此精准地捕捉，并密集而温暖地表达，意义重大，非比寻常。

　　掷地有声的承诺，也是约定。承诺意味着责任，约定昭示着同心。

　　因此，我们乐意把即将挥别的这一年定义为“美好生活的赴约之年”。为此，本报记者迈开脚步，沉到中国东西南北的各个角落，去探询在这一年里，人们为美好生活所做的努力，去记录普通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留下的仆仆风尘与坚实脚印。

　　我们花了数月的时间，寻找到8年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7位普通农民工，当年她（他）们供职同一公司，如今天各一方，虽然尚未痛饮成功的美酒，但脚尖仍顽强地朝着美好生活的方向一寸寸地挪动；

　　我们探访了京津冀一体化大潮下，迁安、固安、雄安、武安这四个性格迥异的地方。过去的一年里，在国家宏观政策的作用下，这里的人们见证了激荡与沸腾，遭遇了挑战与机遇。我们也看到，从个体到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智慧，顺应时代巨轮的走向，去谋求幸福、化解发展中的难题；

　　我们以南京市场为案例，深入透视了共享单车利益链条上的多方博弈之道。作为狂飙突起的新生事物，共享单车提供了便利，让城市回归了人的尺度。然而，相约美好生活，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君子国，共享单车当下的市场生态，呼唤共享共治，节制资本的狂欢。透明而公正的游戏规则，才是步入美好生活的门票；

　　我们来到焦裕禄为民众美好生活鞠躬尽瘁的兰考县——全国首个普惠金融试验区，考察普惠金融如何助力农民实现小康梦想；我们到江西婺源朱熹故里的一个古村庄，倾听农民的笑声，他们与时俱进，勇敢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我们到山西黄河边一个穷困山村，见证了其在脱贫攻坚战略下的华丽转身；我们解析“烟台制造”的远见，它也是一个城市的远见，最终会兑现为普通人的福祉。

　　我们深信，时代的站台上，永远有通往美好生活的列车停靠在那里，等待奋斗者搭乘。

　　我们相约美好生活：不见不散！

　　首发：12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年终报道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张典标、实习生巴春颖

　　7月的大早上，老同学的汽车在湖南邵阳的乡间小路上颠簸。副驾驶座上的黄冬艳掏出手机看了看前两天自己刚卖出去的一单保险记录。新的一天，她期待有更多收获。

　　正在开车的老同学最近想成立一家农业合作社。黄冬艳这两天跟着同学考察。她想自己能不能也做一个。黄冬艳对农业合作社的运作及相关政策了解得并不清楚，她也没有老同学的经济实力。

　　但她认为，不论什么新事物都得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机会。44岁的黄冬艳将2017年当作自己人生的新起点。去年，她离开打了10多年工的莱依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位于深圳宝安区的LED生产企业。

　　8年前，她和肖红霞、丘小院、李春英、彭春霞、曹彬、邓涛等6名工友在公司对面的翠珊园酒店懵懵懂懂地接受美国记者采访，代表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周刊。

　　在全球经历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2009年，《时代》周刊在年度人物的亚军位置写道：

“谁应该值得赞誉？是背井离乡的数千万工人，他们告别家人来到中国迅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中……在工厂周围我们发现了一些正带领这个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人：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过去的努力，对现在的思考和对将来的审视……”

　　8年过去，中国经济的目标不再是当年《时代》周刊记者关注的“保八”；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8年过去，曾经的7名“时代工人”只有李春英一人还留在莱依迪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从LED灯转向了光学医疗器械；工人们当年接受采访的翠珊园酒店有了新名字，甚至《时代》周刊也换了新东家。

　　2017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奔赴深圳、湖南、宁夏等地寻访曾经的“时代工人”，记录下工人们的近况。

　　— 1 —

　　奔波的，努力拥抱新生活

遇见陌生人，黄冬艳总要和对方聊一下家常，问人家去哪里、去干什么。最对她胃口的回答是去医院。这样她就可以慢慢引出保险的话题。

　　8年前的黄冬艳想不到，等自己当了外婆，竟然又有了想改变命运的雄心壮志。

　　2017年，黄冬艳有个大遗憾——自己在深圳、湖南、上海来回折腾了好几次，也没有在电影《香港大营救》里留下一个镜头。

　　去年，在一个湖南老乡的饭局上，一位做影视行业的老乡认出她是当年的“时代工人”，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在自己负责的电影里露个脸。虽然只是群众演员的戏份，黄冬艳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毕竟，大名鼎鼎的马云也说，他最初的梦想是当电影明星。

　　为抓住从天而降的机会，黄冬艳借钱去了上海车墩影视基地。从深圳到上海，一张二等座的高铁票568元，一趟来回对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黄冬艳来说不算便宜。

　　不凑巧的是，剧组原定的拍摄计划因故推迟。黄冬艳刚到上海就接到通知：她的戏份要延后好几天。

　　此次上海之行，黄冬艳把时间掐得很紧。

　　原先在深圳租住的房屋也是那几天到期，一来要和房东交接，二还要找新的住处。但丈夫今年去海南做工，深圳家里只有婆婆和读六年级的小儿子。一切还得靠黄冬艳操持。无奈之下，黄冬艳只能怏怏打道回府，放弃了和金鸡奖最佳女演员颜丙燕合作的机会。

　　“最后，一个镜头、一个背影都没有。”花了1000多元车费，黄冬艳难掩失落。不过，能在外人面前翻看手机相册里和剧组演员的合影，还是很让黄冬艳得意的。更重要的是，她相信这是一次进步，是老天爷支持她追求新生活的决定。

　　1998年，黄冬艳从湖南老家到东莞打工，第一份工作是月薪800元的仓库管理员。2004年8月，黄冬艳进入了深圳的莱依迪公司，断断续续干到了2016年。

　　过去，黄冬艳的愿望很简单。作为最年长的一名“时代工人”，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她说自己盼望一家人能在深圳团聚。

　　2009年，黄冬艳36岁，是莱依迪公司的生产组组长，具体负责LED焊线工作。

　　当时，她的爱人在东莞打工，1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湖南老家由婆婆照顾。黄冬艳每天下班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给家人们打电话。她心疼长途电话费，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短。

　　等同事告知她上了《时代》周刊的那天，黄冬艳完全不了解这本杂志在新闻界的地位，但她还是很开心自己的照片印在了杂志上。黄冬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爱人打电话。可是，爱人手机关机。

　　8年里，黄冬艳实现了自己曾经的愿望。丈夫、女儿、儿子和婆婆都陆续到深圳住在了一起。幼师专业毕业的女儿不仅在一家幼儿园找到了工作，还谈了一个对象，结婚生子。

　　但8年前的黄冬艳想不到，等自己当了外婆，竟然又有了想改变命运的雄心壮志。

　　黄冬艳不掩饰自己是听了直销公司的宣讲会才燃起了闯一番事业的心思。她相信自己哪怕做直销、卖保险，未来也比继续在莱依迪打工光明。

　　一开始，女儿女婿不信直销。她拿回家的直销护肤品被直接扔进楼下垃圾箱。

　　后来，“他们看我真心要做这个，就不反对了嘛。现在他们自己也用这些产品。”黄冬艳相信是自己的坚持改变了女儿女婿的态度。

　　她进一步想，既然自己的诚意可以改变家人的态度，为什么不能把东西卖给客户？

　　“我很羡慕他们（讲师）的状态。”黄冬艳期待某天站在台上介绍成功经验的人能是自己。

　　“时代工人”中，还和她保持联系的丘小院、李春英提起黄冬艳辞职，一致认为和她当了外婆有资本去“折腾”有莫大关系。毕竟，在深圳一家4S店工作的女婿，收入不错，还可以帮衬帮衬。

　　“哪有？我现在没收入了，怎么能跟你比？”听李春英说羡慕自己，原本躺在李春英家沙发上玩手机的黄冬艳一下子弹了起来。虽然，黄冬艳的语气有些夸张。但生活的压力是实打实的——

　　这两年深圳的房租越来越贵。女儿女婿提出想租房单过，黄冬艳也不好意思再让女婿贴补自己的房租；为了儿子张义能继续在深圳念书，黄冬艳辞职之后，必须继续缴纳社保。

　　在离邵阳农村老家祖屋不到100步的地方，有一栋还没有完工的楼房。这是黄冬艳和丈夫新修的房子。虽然没想过什么时候回农村养老，但他们这代人还是习惯老家有个自己的窝。房子原本计划建两层高。

　　但施工的时候，黄冬艳和丈夫忍不住往上加盖了一层，资金超了预算。黄的爱人只得再次离开家人，跟着老乡南下海南，去工地上挣钱……

　　新生活刚刚起步。辞职一年的黄冬艳已学会了很多东西。现在，遇见陌生人，黄冬艳总要和对方聊一下家常，问人家去哪里、去干什么。最对她胃口的回答是去医院。这样她就可以慢慢引出保险的话题。

　　她还总结：和抱孩子的人多聊保险，和不抱孩子的人多聊直销。在邵阳老家，最可能成为她保险客户的就是开大货车的司机。

　　“农村人很少有保险意识。但货车司机、小孩的家长这些人更容易接受。”黄冬艳自己说不清的，她就请老师帮忙。有时候，她也带人去保险公司的平台。她说人要学会借力用力。

　　黄冬艳有个信念：只要坚持下来，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人家做四五年成功。我做六年、做十年。”

　　影视公司的老乡安慰她不要气馁。老乡说，接下来一部戏请她演主角。黄冬艳明白这是玩笑话。自己又不会唱，又不会跳，哪有机会演主角？

　　不过，她还是忍不住有“红”的希冀：“明星也是从底层做起的嘛！”黄冬艳站在邵阳农村老家未完工的房子前说。

在湖南邵阳老家门前，黄冬艳讲述着自己这一年的新生活

　　— 2 —

　　离开的，肩负起男子汉的责任

“在深圳的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责任不一样了，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了。”来宁夏3年中，老家亲戚给邓涛说了个媳妇。如今，他当上了爸爸，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曹彬有时觉得很累，但“一想老婆和孩子，为了他们还是得拼。他们还是理解我的。再累再苦还是继续。”

　　除了黄冬艳，当年7名“时代工人”中，肖红霞和彭春霞如今在家当全职妈妈，丘小院、李春英、邓涛和曹彬等4人则依然在一线坚守。只是大家早已各奔南北西东。

　　2017年的夏天，成都比曹彬记忆中的深圳还热。他每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骑电动车出门，去成都一所大学的工地上烧电焊。那是一座图书馆。校方要求9月1日对学生开放，工期很赶。

　　曹彬为包工头能接下这活高兴。像他这样的电焊工，日薪不低，但问题是不一定每天都有活干。开工即意味着最近的生活有了着落。

　　曹彬1989年出生。他的微信头像是动漫人气角色“海贼王”路飞。他和比自己大两个月的妻子彭春霞是“时代工人”中年龄最小的两个。

　　当初大家登上《时代》周刊时，“时代工人”吸引了国内多家媒体关注。曹彬的QQ相册里还有大家参加湖南卫视综艺栏目《天天向上》时的照片。

　　深圳某企业提出愿意聘请形容姣好的彭春霞担任形象代言人。但被彭春霞婉拒。8年之后，曹彬不否认这有自己的原因。那时，他们两个年轻人刚开始谈恋爱，还没有对外公开。

　　此后不到两年，老家四川德阳的曹彬就带着怀孕的妻子离开深圳到成都定居。他们是“时代工人”中最早离开深圳的。

　　除了父亲和大哥，在成都的亲友并不知道他们夫妇曾登上过《时代》周刊。“或许这件事在我们接触不到的圈子里很有意义。但对我们本身没有影响。”曹彬说。

　　2009年，他是莱依迪公司的一名技术员。虽然工资只有两千七八，但工作内容与现在成天待在工地上，还总有人催着，相比并不繁重。

　　岁月一去不返。8年后，当年20岁出头的曹彬已为人父。曾经无忧无虑的大男孩成了要扛起一个家庭的男人。

　　孩子出生后，彭春霞为照顾孩子，放弃了工作。一家三口生活重担都落在曹彬肩上。

　　在深圳的时候，曹彬下班喜欢“宅”在宿舍看动漫。现在每当工头通知加班，28岁的他就感到踏实。有时人累得要死。“一想老婆和孩子，为了他们还是得拼。他们还是理解我的。再累再苦还是继续。”

　　现在曹彬休息时，会陪儿子去游乐场或者动物园。孩子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和猴子。

　　至于工友们，近几年联系很少了。他依稀记得，前几年的一个晚上，邓涛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但电话里讲的什么内容，他已记不清了。

　　“那是我刚到宁夏的时候。在矿上孤零零的，喝了点酒，突然特别想找人说说话。”2017年8月某天的傍晚，在宁夏石嘴山宿舍昏黄的灯光下，邓涛聊起曹彬记不清的那次通话。

下班后，邓涛在宿舍里看妻子从微信发来的孩子的视频

　　7名“时代工人”中，邓涛和曹彬是仅有的两名男性。比起曹彬，1986年出生的邓涛性格更为开朗。

　　邓涛对深圳的回忆更多是技校毕业的同学们一同从湖南到深圳打工，下班之后一起吃烤串打篮球。“那时候，同学多朋友多。在莱依迪公司我们就有十来个同学。没太多考虑工资。重要的是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8年前的邓涛万万想不到自己会一个人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宁夏谋生。曹彬彭春霞离开深圳不久，邓涛回到湖南常德老家跟着熟人的工程队做了一段时间水电安装。

　　后来，亲戚给他介绍了宁夏石嘴山一家爆破公司的工作机会。因为是国企，收入稳定，邓涛决定到离家1700公里的地方碰碰运气。

　　从常德坐火车到西安，再从西安坐火车到银川，然后从银川坐上大巴到一个叫白芨沟的地方。在贺兰山脚下，第一次到西北的邓涛惊叹于四野雄奇苍茫。

　　“大巴车上刚开始还有几个人。进山之后，只剩我和司机了。很远很远的路，看不到一个人，一栋房子。当时真有点想回去。”

　　邓涛终究没有回家。性格合群的他很快和队里的湖南老乡熟识起来。爆破公司收入不错。但去年因为政策原因，当地不少矿场停工，爆破公司没了生意。邓涛回老家休息了小半年，2017年夏天才刚刚又回到宁夏，重新开工。

　　原本公司通知新的爆破项目在石嘴山往北5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但在乌海市努力治理环境摘掉“黑帽子”的大背景下，项目没有进展。

　　后来，公司将邓涛在内的大部分工人派到当地一家制造炸药的关联企业。炸药厂的活比爆破辛苦，要干很多力气活，有时会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前两天开会时，经理动员：一切以客户为重，只要有订单就必须得加班。

　　面对公司的种种变动，邓涛只能咬牙坚持住。来宁夏3年中，老家亲戚给他说了个媳妇。如今，他也当上了爸爸。

　　和曹彬一样，邓涛也从无忧无虑的男孩成长为要守护一个家庭的男人，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在深圳的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责任不一样了，考虑的东西也不一样了。”今年夏天，没有空调的宿舍热得实在太厉害，他才花几十块钱给自己买了一个小风扇挂在床上。

　　有个老同学在深圳创业，招呼邓涛回深圳发展。邓涛动过心思，但想到自己的家庭，他又犹豫是否要踏出这一步。

　　“另外一个朋友跟着去了。我问那位朋友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他说，还在初创阶段……我现在有家有口，也不太好每月都催朋友发工资吧？”邓涛现在的工作相对稳定。即使停工，每月也会有1000块的保底工资。

　　老家的妻子想到石嘴山陪他，邓涛去附近中介看了看租房信息，拒绝了妻子的要求。考量很现实——如果带着孩子来，妻子照顾孩子也没法出去打工。收入没有增加，反而白白会多一笔房租支出。

　　如今的邓涛比当初在深圳节约很多。

　　妻子又问他能不能回常德发展。但常德的薪水不如宁夏。面对现在处境，邓涛有些两难。

　　“总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头，但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说不定明年我就不在这里了。”迎着黄河边温和的晚风，看着附近晚饭后陪孩子到广场上散步的父母们，邓涛说。

肖红霞协助丈夫张治儒做一些工人权益维护的工作

　　— 3 —

　　留下的，各有苦辣酸甜

李春英是唯一一位还留在莱依迪公司的“时代工人”。准确地说，李春英现在是莱依迪除了财务之外，唯一的名工人或者说生产主管。这家工厂的老板，早年在罗湖区曾有20多套房，员工将近200工人。

　　8年间，有人离开，有人成长，有人留下。深圳这座城市也变了很多——

　　“我们那个时候住宿舍。现在工厂都不建宿舍了。老工厂有宿舍，年轻人也不愿意住。年轻人喜欢自己租房，一定要有网络。现在的城中村非常火爆。”

　　“当年我们背负着家庭负担出来，找工作更在意工资。现在的年轻人一开始就会问一个月能休几天。他们会在意这份工作能不能体现自己价值。”

　　“现在工人整体对自我权利的意识都在慢慢改变进步。以前我们只要拿了工资拿就高兴，有加班就高兴。现在的工人会考虑得更全面，比如我不想加班，你要我加班，还罚我款，就会想到《劳动法》。”

　　……

　　在租住的房子里，肖红霞有很多感慨。

　　成为“时代工人”后，肖红霞接受的采访是7名工人里最多的。虽然年龄比黄冬艳和李春英小，但她一直是大家公认最有主意的“大姐”。当年美国记者也是先通过朋友联系到肖红霞，才有了7位工友一起登上《时代》周刊的际遇。

　　2011年，从莱依迪辞职的肖红霞办了一家时代女工服务部，义务为女工卫生健康、权益维护服务。可惜，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服务部难以为继。

　　现在，肖红霞主要在家照顾两个儿子，同时协助爱人张治儒从事工人权益维护工作。在张治儒看来，深圳工人维权最明显的变化是在2010年前后。

　　“此前，我们主要帮工人讨要最低工资。现在最低工资基本没有问题了。更多是处理关于加班费、社保和公积金的案子。”张治儒介绍说，“这边能打赢的官司，在周边一些城市可能会输。总体来说，深圳的就业环境还是规范透明很多。”

李春英是唯一还留在莱依迪公司的“时代工人”

　　李春英是唯一一位还留在莱依迪公司的“时代工人”。准确地说，李春英现在是莱依迪除了财务之外，唯一一名工人，或者说生产主管。

　　莱依迪公司的香港老板林信义1981年就来深圳发展。他见证深圳变迁的时间比工人们都要长。“1970年代，我常来深圳的水库游泳。”到了上世纪80年代，林信义到深圳发展水产。搞水产的地方现在成了深圳的滨海大道。

　　“这20年，内地的服务业发展很快，分流了很多原本会进入工厂的劳动力。这也造成了劳动力成本提高，制造业招工没当年那么容易了。但从内地的发展看，这是好事。”林信义感叹。

　　据黄冬艳透露，林信义事业最兴旺的时候，早年在罗湖区曾有20多套房，公司将近200工人。

　　林信义本人更喜欢以发明家自居。他目前就在设计利用LED进行激光治疗的理疗产品。李春英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出林信义设计的样品，然后交给代工企业生产。林信义相信，公司现在涉足的领域远比过去单纯的LED照明有市场。

　　虽然黄冬艳和莱依迪公司还有劳资纠纷的官司在打。但她也承认，林信义是个对员工并不严苛的老板。这正是李春英愿意在莱依迪待下去的主要原因。自己在莱依迪的工作不累，爱人在深圳另一家工厂当生产主管，3个女儿在邵阳老家由婆婆照看。李春英自己赚钱自己花，每到周末还能和老公逛街，在一起看电视，生活自在。

　　7名工人中，近些年相对不太顺利的或许要属丘小院。当初媒体关注的时候，丘小院接受采访时总说自己的理想是未来能拥有一间自己的店。现在她暂时放下了这个想法。

　　2015年，原本帮她照料孩子的婆婆脑溢血引发偏瘫，丈夫不得不辞工回江西老家照顾。婆婆去世后，积蓄花得差不多的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一切要从头开始。

　　不过，这位来自广东梅州的女人，天生有客家人的踏实上进。虽然“这两年兜兜转转”，她一直很认真地对待生活。

　　丘小院现在工作的依然是一家LED企业。这家公司不仅规模比莱依迪大很多，管理也十分规范。在这里，丘小院学到了很多过去接触不到的管理经验。“如果不离开莱依迪，我不会知道大公司平时是这么运作。”丘小院说。

肖红霞（左）与丘小院

　　每天早上6点半，住在水田社区的丘小院就要出门坐789路公交车上班。

　　早饭一般在路上吃两口。工厂8点钟打卡，丘小院总是在7点40分到厂，一是为了保证不迟到，一是要在自己上工前，确认昨天夜班的状况，做好交接准备。

　　2017年，丘小院最大的收获是和爱人在梅州老家的镇上买了套三居的房子。念完初中即外出打工的她漂泊多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10月21日，她的微信朋友圈是“乔迁大吉！”

　　“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相信以后会慢慢变好。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丘小院说。从11月开始，丘小院的微信朋友圈又有了变化。她利用休息时间做起了微商。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拥有一家店，但总算离梦想近了一步。

深圳（宝安）劳工博物馆门前的工人雕塑

　　— 4 —

　　盼望的，是下一代会更好

“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子了。不能再让他们重蹈覆辙，我要让他们好好读书。”没有继续读书一直是她心中的遗憾，现在她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由自己教育。

　　“他们是最早迎接太阳的人，又是最晚送走月亮的人。他们用勤劳、厚重的双手托起了城市的美丽和辉煌。历史可以见证：谁为深圳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谁为深圳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谁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深圳，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深圳人。”

　　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的展板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这座利用旧厂房改造的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以劳务工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离肖红霞现在的家不到500米距离。肖红霞、黄冬艳、李春英、丘小院她们都去参观过。

　　和来这座城市千千万万的打工者一样，“时代工人”把自己的青春给了这座明珠一般的城市。

　　但肖红霞认为，自己离深圳人还有一段距离。这些年肖红霞搬了很多次家。她感叹道：“你想在深圳待下来，总得有自己的房子。但宝安这附近已经没有单价40000元以下的房子了。像我现在租的小产权房要卖100多万元。”

　　回农村不是很实际的选择。“老家一亩二分地，怎么够吃？”肖红霞说。现在，她把希望寄托在了两个儿子身上。老大5岁来深圳，还会说家乡话。小儿子在深圳出生，完全听不懂邵阳话了。“小的更爱念书。他说以后想当警察。”为此，肖红霞特地给孩子报了跆拳道的兴趣班。她希望儿子能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黄冬艳的想法差不多。2011年，儿子进了深圳的幼儿园，后来顺利升入了附近的小学。辞职之后，依然不敢断了社保的黄冬艳很感谢深圳的入学政策。

　　据了解，深圳是全国城市中随迁子女入读数量最多的城市。目前，深圳义务教育阶段62.7%的公办学位提供给了外来人口子女。根据深圳相关政策，非深户适龄儿童，其父母只要持有有效居住证，便可为孩子申请在深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位。当然，最后能否申请到公办学校学位，要看积分情况。

　　“说实话，现在政策比前两年宽松很多了。还有那个‘两免一补’。读书不用太多钱。”黄冬艳说。

　　还在努力的是丘小院。她的大女儿已经成功在深圳念小学5年级。今年夏天，她一直希望能帮在梅州老家念一年级的小儿子，争取一个深圳的学位。可惜，最终没有如愿。

　　“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子了。不能再让他们重蹈覆辙，我要让他们好好读书。”从小和弟弟由叔叔婶婶抚养的丘小院，初中毕业后到深圳打工。没有继续读书一直是她心中的遗憾。

　　现在她希望把孩子带在身边由自己教育。据丘小院介绍，现在深圳相对紧张的主要是低年级学位，高年级反而宽松一些。现在，丘小院的爱人回梅州边打工，边照顾小儿子。

　　不过，说起孩子，姐妹们最羡慕的恰恰是3个女儿都在老家邵阳念书的李春英。李春英念高一的大女儿是姐妹们孩子中成绩最好的，2017年9月开学被选进了县城高中的“火箭班”。

责任编辑：张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