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让生命和美好延续——"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原卫生部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倡导公民在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与此同时,“器官捐献协调员”也于近几年在北京部分医院悄然诞生。他们从事的并非普通救治诊疗工作,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王璐便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其中之一。她是北京市第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医学博士,现为北京佑安医院医务处副处长。1998年,不满16岁的王璐从新疆乌鲁木齐第一中学毕业,独自踏上了去东北白求恩医科大学求学的路。7年本硕连读毕业后,她来到北京佑安医院,进入那里的ICU(重症监护室)工作,一做就是5年。ICU医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每3天值一个24小时班,负责病房所有的重病人。佑安医院ICU里,住的大都是肝硬化及肝癌的终末期病人;医生每6小时给他们查一次化验, 根据化验的结果调整治疗,那是一个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地方。

　　“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医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佑安医院也开设协调员岗位。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女孩。

　　2012年春节,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头部,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女孩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治疗,因伤情严重于事发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

　　王璐记得,女孩去世那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是到了下午,他们主动找到王璐,同意捐献。“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在王璐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他们说,“我自己失去孩子很难过,不希望别的妈妈再难过。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

　　当时,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王璐记得,捐献当天,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角膜总共拯救了三条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王璐说。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

　　“我的人性被净化了”

　　那是2014年的一天下午,她接到一位浙江绍兴男士打来的咨询电话,说他妻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已经诊断为脑死亡,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不知能不能做器官捐献。鉴于情况紧急,王璐当即出发,赶乘末班航班到了上海,夜里3点打出租赶往绍兴。当她穿着出发前来不及换下的高跟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那个伤者床边时,已经是凌晨5点。那是一位34岁的女性,有一个7岁的孩子。她的家属很开明,老妈妈和丈夫都希望把她的器官捐献出来,给孩子留个念想在这世界上。

　　见到连夜赶来的协调员,家属们很是吃惊,握着她的手连声道谢。王璐说那是她第一次在捐献前就收到家属的感谢,感慨万千。经鉴定,患者的情况完全符合器官捐献条件,但由于伤情严重,必须争分夺秒转运到北京佑安医院。可是,器官捐献需要取得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而患者的户口与父母不在一起,出生证明也遗失了,没有完整的亲属关系证明是不能够完成捐献的。早晨7点,王璐陪同患者家属赶往他们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又在居委会指点下去往辖区派出所,开出常住人口证明,捐献手续终于完善了。

　　接下来是转运,当地的120没有呼吸机,不懈努力下,终于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调用了一辆救护车……当晚11点,患者被安全送达佑安医院。经过专家评估、会诊,一致认为可以捐献。但是,进入ICU后,患者的血压开始不稳定,王璐守在床旁,不停地给她输入血浆和白蛋白,以期调整其身体的内环境。但是,凌晨3点,患者病情突然恶化,紧急抢救了2个小时,没来得及捐献心脏就停跳了……

　　连日的紧张、劳累,结局却是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当王璐拖着一身疲惫与愧疚,见那位家属老妈妈,老妈妈失声恸哭。“我这么努力却没有实现家属最后的心愿!正当我自责的时候,老妈妈突然抱住我说,谢谢你,王璐,谢谢你!我的眼泪顿时像开闸的洪水,再也抑制不住。我没有帮家属实现心愿,还让他们远途劳顿来了北京。但最后他们给予我的不是埋怨和谴责,而是宽容和感谢……”

　　王璐哽咽着无法说下去,好一会儿,她终于抬起头说:“总有人问我,作为协调员是不是需要心理疏导。我觉得不需要。尽管这个职业不得不时常见证着那些不幸家庭的生离死别,但同时也见证着无数可歌可泣的大爱。我感觉到人性的真善美,我的人性被净化了。”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

　　“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想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嘛的”,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的时候,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徘徊在美丽与悲伤之间

　　王璐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我在家属最痛苦的时候,去告诉他们,亲人的生命已经远去,但是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就是捐献器官,而且还得争分夺秒。曾经有家属在激动时破口大骂,问我们是不是盼着患者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接触家属伊始就知道自己会被拒绝,可是被拒绝的时候我并不委屈,因为我知道,家属比我更难过,更委屈。”

　　对人体器官捐献这个工作,王璐说她是把它当成事业做而不是职业,从2012年第一例成功的捐献算起,她至今总共成功协调捐献50余例。她说这个数量对一名专职的协调员而言不算多:“器官捐献确实要求非常严格,有许多医学上的禁忌,如:颅脑损伤者的器官是不能用的;癌症扩散患者的器官也不能用,等等。还有对4岁以下、60岁以上的捐献者也需慎重对待。另外就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刚才讲的,捐献者在转来的路上去世,器官也就没法用了。也有一些是转来之后经过我们努力抢救又救活的。”

　　“宁肯遗漏,也不过早介入,否则会给病人及家属带来心理上的不适,甚至伤害。家属意见不一致的不介入,以免给捐献者家庭造成日后的矛盾……”对于协调员工作,王璐有她一整套的原则,这套原则的中心思想发自医者心底的人文关怀:“我总是对我的协调员同事说,我们是传达捐献的理念,不是劝捐,要尊重家属知情同意的选择权。”

　　“单***匹马”变团队作战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医院及协调员们也各出“大招”。王璐说,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协调员们曾专门出国学习过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能够更好地帮助家属理解何为器官捐献,却很难改变家属的固有观念。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农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这些年,社会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国家卫计委曾表示,2010年前后,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占到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0。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璐的直观感受是,相比2010年,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提高了不止1倍。一开始,被患者和医生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现在王璐每周都能接到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也从她“单***匹马”变成了9个人的“团队作战”。

　　在全国,首批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他们推动并见证了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括深圳女童罗一笑、媒体人曲昌荣、“椰子姑娘”等,这些被记住名字的逝者,都与器官捐献相关。不过,在每年有2万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续生命的当下,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显,这些协调员们,可谓任重道远。

　　(刘茜/文稿统筹,据新华网、北京日报等相关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