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国运改变从这9页手稿开始(图)

　　原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草稿复印件即将现身首师大校史馆 该复印件珍藏者为文章重要起草人之一和最终完稿人孙长江

　　40年前 国运改变从这9页手稿开始

孙长江先生今年摄于家中

　　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亲笔签名：“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各一份，五月十日（《理论动态》）那期用。”说明这是送去编辑部前的最后一稿 定稿标题最终删去了“检验路线” 定稿修改时引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9张图为孙长江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修改手稿的复印件

　　革命导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 这段话就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例证在原稿中被划了两个示意“插入”的大圈，内容层层叠加，论据更加有力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句话在手稿中被标红线，确定为“小标题” 定稿中报纸剪贴部分是胡福明撰写的、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的大样，手写部分则是孙长江添加的内容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一 见证

　　编者的话：改革无停顿，开放不止步。回望四十年，这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始终决定着当代中国命运。从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如今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清远经验到如今自由贸易区、贸易港的全新战略布局……顶层设计与生动实践相互呼应，源源不断带给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从今天起，本报开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见证》专版，北青报记者深入各个行业，让“实物”见证历史，让百姓讲出期盼，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折映精彩的未来。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间摆满了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首师大原纪委书记潘亮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大文件袋，小心地从里面捧出9页八开大的复印稿纸，递给北京青年报记者。稿纸上的内容是一篇文章的修改手稿，第一行用钢笔写着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改稿人划掉了“检验路线”，最终定题为40年前那篇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文章。

　　这位改稿人叫孙长江。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成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撰稿人和最终完稿人。五年后他调至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直至离休。多年前，他把这份修改手稿的原件捐给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前年听说潘亮正在筹建首师大校史馆，他就把复印件交给了潘亮。“这份复印件太珍贵了，一定会成为我们校史馆的重要展品。”潘亮说。

　　9页手稿摊开在办公桌上，潘亮和北青报记者一起细看上面的手迹。窗外传来校园里年轻人的笑声和北京三环路上的喧嚣声——这是21世纪的北京。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然天翻地覆。但是如今的一切，都始于40年前的这篇文章。

　　关于稿件的出炉

　　南北两篇文章被“捏在一起”

　　此手稿为胡耀邦审前最后定稿

　　1978年，刚刚从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有余，但是“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依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心灵，长达十年的动乱在整个社会投下的阴影不是轻易就能驱散的。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亟待打破，可是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大部分中国人仍在迷雾之中。尤其是1977年2月出炉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是让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革生产关系、发展经济等一系列紧迫的工作无从下手。

　　就在这个时候，1977年末到1978年初，在南京和北京，各有一位中年知识分子面对思想的迷雾，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拿起笔写下了题目非常相近的两篇文章——在南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医院陪护妻子时，连夜在医院走廊里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北京，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并且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党校的学员中开始了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也参加了这场讨论。1978年4月初，胡福明的文章拟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刊出。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联系当时的实际还不够有力，提出修改后可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同时，杨西光听说了孙长江的同题文章，于是邀请孙长江、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编辑一起修改撰稿。最终，两人的两篇文章被孙长江“捏”在一起，数易其稿，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后，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报纸陆续转载。

　　在这份修改手稿第一页的最上面，有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亲笔签名：“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各一份，五月十日（《理论动态》）那期用。”说明这是送去编辑部前的最后一稿。

　　关于孙老的创作

　　9页修改手稿

　　见证孙长江的贡献

　　40年过去了，一南一北两介书生如今都在家中安度晚年。只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世人大多知道胡福明是此文的撰稿人之一，却鲜有人知道孙长江的名字。而北京青年报记者此次辗转找到的9页修改手稿，是《实践》一文付印前的最后一版修改手稿，见证了孙长江对这篇文章的历史性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有几栋老式楼房，今年85岁高龄的孙长江就和老伴居住在这里。像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家一样，这套房间简朴而干净，沙发上蒙着沙发巾，家具都是旧式木制，茶几上摆着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孙老夫妇被两个女儿和几个孙辈环绕着。北青报记者到访时，孙老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只是因为脑部疾病，他如今已经无法进行顺畅交流，但一生经历的风雨都篆刻在脸上安详密布的皱纹里。

　　孙长江193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虽是南方人，却是一副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汉的样子。他自幼跟母亲在泉州长大，靠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读到中学。1949年9月，正读高二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自己挑选了历史专业。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勤于独立思考，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谭嗣同》——他对谭嗣同的研究还引来著名学者李泽厚与他进行了一场笔墨讨论。毕业后他留在人大任教，“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劳动，1973年回到人大哲学系工作。1978年初，他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和老领导——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一拍即合，要写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吴江是中共资深理论家，他在自己的著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里回忆道：1978年初，他和孙长江谈起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班学员正在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进行的讨论，孙长江自告奋勇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草过程中，理论班学员杨西光送来了胡福明的那篇稿件。“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就是由吴江定稿并送胡耀邦审阅的。

　　关于稿件的修改

　　修改稿突出“唯一”二字

　　全文增加了四个小标题

　　9页孙长江的修改手稿复印件在北青报记者面前一字排开。可以看到，每一张上面，孙长江都把大样（胡福明的稿子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后的版本）一段段剪下来，贴在稿纸上，然后在稿纸空白处写满了字迹。事实上，这一版修改稿已经是他多次修改后、正式排印前的最后一稿。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 孙长江将两篇文章捏合到一起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边写， 一边将《光明日报》送来的大样可用的段落和长句 剪下贴上。捏在一起的结果是， 形成了一个6600多字的新的稿。其中剪贴《光明日报》稿中2700来字。”

　　历经多年，修改手稿上的钢笔墨水痕迹已经有点儿黯淡，但是其中体现的思考脉络仍清晰可见。例如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就是孙长江手写加上去的，第一部分的整个第二自然段也是他手写加上去的。

　　这里他写道：“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显而易见，孙长江这里在原稿的基础上强调了“唯一”的重要性，紧扣文章标题。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表示，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为了强调“唯一”二字：“我和吴江都认为，当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流行的‘两个标准’思想是错误的，是糊涂观念，要澄清，所以我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的思想混乱的问题。”

　　通看全稿，越往后孙长江撰写的部分越多，而且全文四个小标题都是他加上去的。

　　《光明日报》也曾在1985年发表的《

　　关于文章的影响

　　稿件见报后作者曾准备坐牢

　　历史已得到的就不会轻易失掉

　　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文章发表需要多大的勇气。事实上，文章发表后引发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震动，超出了孙长江、胡福明乃至杨西光、吴江的意料。“文章发表后，有人说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当时我都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孙长江曾说。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孙长江的后半生，至今他仍然认为“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年。”对改革开放他一直持乐观支持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还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我坚信，历史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再轻易失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面对这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谦逊地表示：“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本版文/本报记者  雷嘉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