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金融风险要向信用激活要引力

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3月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要向信用激活要引力。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期间，郭新明还将递交《关于完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管理的建议》。

加快“征信体系试验区”建设

郭新明表示，立足长三角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优势，人行南京分行正在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征信体系试验区”的建设，加快探索“政府+市场”地方征信体系建设的发展模式。

此前，***于2014年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

一方面，大力发展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江苏通过全国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促成融资笔数和融资金额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一。据记者了解，人行南京分行在2018年将继续加强应收账款融资业务宣传和服务平台的推广应用，深入推进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构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互信互惠、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则要积极推广新型抵质押方式。

郭新明认为，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领跑全国，拥有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要大力推广知识产权、收益权、排污权等新型抵质押方式，持续推动科技、文化、绿色金融发展。

郭新明表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综合考量各种因素

确定利率上限

据郭新明介绍，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利息上限设定了三个标准：年利率24%以下部分受法律保护；年利率24%—36%部分性质上属于自然债务，借款人自愿支付利息但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年利率超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法院不予支持。

“上述标准的出台，树立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标杆，而且由于简单明确，有利于司法审判的实施。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高利率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加大。”郭新明指出，“只有综合考量自由、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因素来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才能起到健康引导、维持稳定、促进发展的良好作用。”

郭新明认为，当前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尚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高利率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推动资金脱虚向实。其次，高利率不利于打击高利借贷行为，也对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影响。最后，利率上限未考虑借贷性质、区域等因素，过于单一。《规定》明确了24%的固定利息上限，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并非狭义的等价，该利息上限是否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是否适用于全国不同地区范围的民间借贷等问题均值得商榷。

尽快推动出台

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

对于上述问题，郭新明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进行完善，建立与当前社会经济金融现状相适应的利率上限标准。“民间借贷具有分散、自由、隐秘等多方面的特点，传统上不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领域。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民间借贷特别是相关的高利率问题、专业化经营问题，使得民间借贷也会影响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确定利率上限的标准，需要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社会公平、效率和秩序。”

郭新明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在参考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贷款利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将民间借贷法律保护的年利率由24%和36%两个档次相应降低，向社会传递明确信号，引导社会民间融资成本下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此外，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差异性，建议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利率上限范围之内，还可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划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等因素，赋予地方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适当下浮利率上限的自由裁量权。

二是尽快推动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对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主体予以规制。“长期以来，我国在正规金融机构以外还存在许多专门从事资金借贷业务的主体。除部分个人外，还有像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机构，甚至部分理财公司、担保公司也参与发放贷款，且总体利率较高。目前，我国对上述机构还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监管依据，建议尽快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对经营贷款的机构进行持牌管理，并通过行政监管对其贷款利率进行调控；而对于无牌照的机构或个人，应禁止其从事经营性贷款业务。”郭新明指出。

新华报业/财经全媒体记者 陈衍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