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民族精神与时代命题的密切关联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现场。

    本版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龙杨志

    穿行于“百年大展”不同展厅之间，参观者能感受到大展弥漫着的变革气质，不论是穿越时间的延伸，还是艺术风格、题材、观念、技法的转换，“革新”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统领全局，贯穿首尾。在我看来，“其命惟新”的主题与其说是策展者有意为之的建构，毋宁说是百年广东美术精神气象的自然流露，而这样一种锐意创新、勇拓新境、突破自我的理念，既流淌在南粤百年的美术画轴里，又超越了单一的艺术形态，深深地凝聚在广东百年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之中。

    18世纪德国收藏家凯吕斯曾说，艺术作品总是带着孕育它的民族的特征，从艺术发展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格、习惯和思想的变化。自近代以来一百余年间，从岭南沃土走出的黄遵宪、林则徐、吴趼人、丘逢甲、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苏曼殊、唐绍仪等思想文化精英，在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维新求变过程中，刻下了浓墨重彩的岭南符号。正是受经世致用、务实求新的人文气氛反复熏陶，包括美术在内的岭南艺术不断探索民族精神与时代命题的内在关联，用各自的表现方式参与时代精神的塑造。

    有学者指出，岭南文化有实、新、活、变的特征，它是基于汉唐代以来沟通中外关系的门户地位而逐渐形成的，即便在明清时期厉行闭关政策亦未中断。岭南画家正是得风气之先，才得以开风气之先。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东亚画坛第一巨擘”的李铁夫，自幼即随叔父赴海外谋生，先后到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游学习艺，成为第一位真正掌握西方油画技艺的中国艺术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早年皆留学东洋，从传统视野出发学习西方艺术，又从西方反观传统，摒弃对传统技法与创作题材的刻板因袭，才造就破旧立新、融合中西的岭南画派。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人继承岭南画派衣钵，进一步开创艺术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密切互动，复兴艺术介入时代、改造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激活平面艺术表现生活、寻找艺术来源的广阔空间。他们为百年广东美术确立了以我为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量体裁衣、取舍有度的优化法则，并且以新的艺术形象丰富了中国艺术传统。

    广东美术百年流变最鲜明的特征，是呈现了得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走变革之路的伟大历程，在真善美标准坚持和时代主题承担方面，共同分享了百年中国遭遇的兴衰与荣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源自使命担当的革新意识，完整地折射出近代以来所有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思想文化艺术精英走过的艰苦道路。林风眠在1926年撰文思考艺术往何处去的问题，他认为艺术必须在澄清自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审美与表现功能，达到美学改造社会的目的。这是他对蔡元培美学代替宗教的认同与回应，其作品也实践了这一追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更好发挥美术打击外敌、服务大众的作用，胡一川、李桦、古元、赖少其、黄新波、赵延年、罗工柳等艺术家积极投身于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发起成立“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出版《现代版画》杂志，在吸收西方经验、联系本土实际发展民族艺术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造成了广东美术昂首全国的另一个高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广东美术家同样在新的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重新思考艺术的边界。

    因此，在百年视野中凝视“激情岁月”及其艺术见证，我们不仅可以理解时代赋予艺术家和人民的遗产，由此对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文化多元的舆论空间中，如何继续营造基于艺术本体的自由探索氛围，意义尤其深远。

    （节选自作者《“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的文化内涵》一文）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