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家王安忆代表：司法不要嫌媒体麻烦

摘要：媒体有时候会给你添麻烦，但也会帮助你推动这个司法。

“我是写小说的，对案件、对犯罪特别有兴趣。我们写小说的人很关心这些案件”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说，“两高报告”提到于欢案等案件，都是对社会制度的完善的要求。

“我个人经常会去采访案件，还去旁听审讯。我曾听过一个很心酸的案件，一个石家庄的男孩子到上海打工，后来跟妻子分手了，妻子又有了新的男朋友。有一天他造访了妻子和新男友所住的地方，就发生了冲突，把这个男朋友杀了。”王安忆说，我们写小说的人都是注意细节的，这个庭审的场面非常沉重。公诉人非常善于表达，而派给男子的法律援助显然也不抱希望，无精打采；男孩子也没有亲戚来旁听，只有一个一起打工的朋友来听。”

“后面纠结的是激情杀人还是蓄意杀人。说是蓄意，因为有手工刀、胶带这些作案工具。这个男孩子说了一句话，我听了后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后来没有发生那些事情，这些细节都不能算什么。而后来发生的事情都纳入证据链里了。我很关心这个案子的判决。很快判决就来了，他判了死刑。”王安忆说，为什么她要说这个案件，是因为她注意到，在全局性的“两高”报告里面，她注意到，现在的社会生活变化非常快，立法好像在跟社会生活赛跑。“我注意到的几个案件，都是从社会生活倒过来去要求我们的司法。之前，我们的生活都有公序良俗的约束，靠一些潜在的社会结构来维持，比如乡村的宗族制度，比如城市里的职工和领导的关系。现在随着人口流动增强，这些潜在因素显然已经消失了，只能通过司法介入来维持秩序。”

王安忆说，还有一些案件跟改革开放后个人财富的积累有关。比如说遗产问题来了，分配问题来了，夫妻离婚后财产划分问题来了。“对于这些新情况，司法要跟上去。”

提到农民工的欠薪，王安忆说，表面上看，这是对农民工的欺负，但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农民工的身份。“他们就是工人，就是职员，可为什么要给他们戴一顶农民工的帽子呢？这还是跟制度有关系。”

王安忆还提到了于欢案。“我们写小说的人很注意这些个体里面释放出来的社会意义。表面上看起来，这属于私人争斗，失手把人杀了，但背后凸显的问题是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问题，地方恶势力的问题，把一个年轻人逼到这样一个绝境，只好杀人。这些案子在两高报告里提出来，都是对社会制度的完善的要求。”

“我想起一个老律师郑传本,他很早就开始了辩护的职业。有一次他碰到我，他说有个心事始终没有结——两梅兄弟双胞胎的案子。他说以后我就要你来写这这个案子。不久他就去世了。后来我看到南方周末对这个案子有很长的一篇技术分析。媒体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不要嫌媒体麻烦。媒体有时候会给你添麻烦，但也会帮助你推动这个司法。这个长篇的对两梅案的叙述报道，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我想，上海是不是也应该按照‘两高’的报告来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地方。”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王海燕题图来源：张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