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起: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把关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案件查办二处处长杜亚起

　　2017年6月30日,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186名,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案件查办二处处长杜亚起就在其中,成为了“四万里挑一”的党代表。

　　于英生、陈满、谭新善……一个个蒙冤昭雪的名字背后,都有这位20多年来默默坚守、执着于从蛛丝马迹中追寻正义的检察官,2014年,杜亚起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

　　“少说也有1000多个了吧……”从事刑事申诉检察工作24载,杜亚起已经记不清自己办了多少起案子,但每一个无罪之人重获自由后彻底释怀的笑容却是让杜亚起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从每一个细节提炼破案关键

　　从检多年,杜亚起早已被训练得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十分注重对案卷的精研细读,一般会从头到尾研读案卷每一页,且不时地“回头看”进行比照,遇到复杂的案子还会列出表格。“到最高检申诉的案件往往比较复杂,案卷量也大,要从中发现问题,有点像‘大海捞针’。”杜亚起说。

　　2012年,“安徽于英生杀妻申诉案”被安徽省检察机关移送至最高检提请抗诉,杜亚起所在的处,负责最高检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申诉案件审查工作。在移送之前,于英生已经服刑16年。

　　对于英生案的勘验笔录查看时,杜亚起发现这样一句话——“双人床的左右床头柜抽屉各拉出10厘米,上有手印”,而且,在这句话的手印二字后没有备注,诸如指纹多少枚之类的。“在于英生案的现场勘验笔录中,其他地方均备注了指纹数,而且其数量之和,刚好是笔录结尾描述的‘26枚’。问题是:床头柜是否发现指纹?如果有,为什么没有备注?”杜亚起说,这个细节首先让他对“现场没有外来指纹”的勘验结论产生疑问。

　　此外,杜亚起还发现,于英生对作案过程的细节描述,在多次供述中经常变化;侦查机关提取的一些物证,目的令人费解……在细致入微的阅卷中,杜亚起对于英生杀人案产生了“证据不足”的初步判断。　　

　　在问题引领下,杜亚起和同事们到安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复查工作,不仅查阅了相关卷宗,还询问了有关办案人员。调查中,所有的疑问被一一破解。

　　2013年5月,最高检就于英生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8月,经安徽省高级法院再审改判,于英生被宣告无罪释放。

　　“一个案件历经一审、二审,直到申诉环节才暴露出问题,大多是因一些细节无人关注。”杜亚起说,申诉检察官要做好法律监督工作,就必须对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给予绝对的重视。

　　以“初心”对待每一起案件

　　刑事申诉检察工作是一项考验恒心和毅力的工作,每天面对的是永远也看不完的申诉材料,每一份材料都需要细细审查,每一个细节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申诉案件大多案发时间相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工作中难度最大的就是调查复核。

　　时过境迁,案发时的相关人员很多都已找不到,现场也不完整,甚至完全变样。从1993年到最高检申诉厅工作以来,杜亚起一直秉持一个理念:把每起案件,都当作他承办的“第一个”案件。

　　2014年春,杜亚起和同事们办理了“新疆谭新善申诉案”。尽管杜亚起因成功办理于英生案已被最高检荣记个人一等功,在面对谭新善案时,他首先做的却是“补课”。

　　谭新善案的案发现场是供热站。据卷宗描述,案发当天凌晨5点左右,被害人的尸体从锅炉的渣箱滚落。侦查发现,被害人系被谭新善在前一天夜里23点在单位院内持铁锹打死后拖入锅炉内焚烧。“原审判决认定,尸体是从出渣口进入。如果渣箱进入异物,能进入到锅炉的哪个部位?多长时间能滚落?”杜亚起首先通过网络、专业人士开始学习锅炉的运行原理。

　　“对不了解的行业和领域,特别是判断不了、无法得出明确判断的,我们必须立即‘补课’,即便成不了专业人士,至少应该对涉及案件的关键点了解透彻。”杜亚起说,他们研究发现,按照小锅炉的特点,尸体的唯一入口是出渣口,而且,只能放入到锅炉中部。然而即便是新鲜的燃煤,从入煤口、经炉内预燃区、明火区、暗火区、燃尽区,最后到出渣口,最长耗时也不超过60分钟。那么,被害人尸体是凌晨5点左右滚落,倒推被害人的入炉时间,很难得出在前一天夜里23点就被放进锅炉的结论。

　　结合其他疑点形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确信后,2015年10月,最高检就谭新善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2016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谭新善故意杀人案改判,当庭宣告谭新善无罪释放。

　　守住公平正义最后防线

　　法律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刑事申诉是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杜亚起就是这道重要关口的把关人之一。“独立、敬畏、坚守”,是他心中不变的原则。

　　2014年4月,陈满案的申诉状递交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杜亚起对这份申诉材料进行了审查。虽然是从申诉状上第一次看到陈满的名字,但职业的敏感让他迅速聚焦材料中反映出的问题。

　　他首先考虑的是确定在案的物证是否真的丢失了,真的没有在一审和二审法庭上出示?其次,确定除了这些物证之外,本案还有哪些证据,特别是被告人曾经做过的有罪供述,他的供述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的真实性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2014年7月,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决定对陈满案立案复查后,杜亚起和同事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海南省海口市,在美兰监狱提审了陈满。

　　这次的会面让杜亚起对陈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满不仅详细地描述了案发前后的个人活动轨迹,而且对于和受害人钟某的关系,甚至自己是否私刻过印章等问题均未回避。

　　杜亚起回忆说,“陈满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直接进行回答,并且他的语气是很平稳的,也是很坚定的。而对于欠钱和私刻公章的问题,除了陈满自己的有罪供述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确实私刻过公章。对这个问题他都能够如实地回答,这反映出他本身对这些问题都是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如实地说出来,反映了他在很多问题上他是诚实的、是可信的。”

　　接下来,检察人员梳理了全案的证据和口供,找到疑点和突破口。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陈满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海南省美兰监狱公开宣判:陈满无罪,当庭释放。

　　“他显得很兴奋、很高兴,这个跟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有明显的不同。见到他那种笑容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地欣慰,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一个服刑20多年的人,能够自由地到社会上去生活、去欢笑,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杜亚起说,任何一点冤屈落到申诉人的头上,对于他那就是至关重要的天大的事情。无论他反映的问题大还是小,我们都要同等地去关注。

　　(杨蓝/文稿统筹,据新华网、检察日报、正义网、澎湃新闻网等相关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