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下狠工夫：不打招呼抽查 3年拘留10万老赖

　　原标题：攻坚“执行难”②|最高法下狠工夫，抽查不打招呼直奔问题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期，法院系统下了“狠”工夫。

　　为规范执行工作，法院系统刀刃向内，严查执行违纪违法问题。去年，全国法院执行部门违纪违法立案人数398人，约占全国法院立案人数的22.7%。

　　最高法还表态，在检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时，督导、调研的时间和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发通知、不打招呼，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查，绝不允许出现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问题。

　　此外，今年4月，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上线，公众可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各地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情况。

　　不打招呼督导、抽查，三年拘留十余万“老赖”

　　针对攻坚期的执行现状，最高法院于今年4月首次召开执行工作视频督导会议，6家中院、基层法院院长汇报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工作规划及存在的问题。

　　“要对全国每个法院的执行工作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对工作不力、没有完成任务的要实行严肃问责。”周强说，要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坚战，必须强化督导检查，强化各级法院“一把手”的责任。

　　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刀刃向内。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法院执行部门违纪违法立案人数398人，约占全国法院立案人数的22.7%，同比增长4%。其中被移送司法处理29人，占全国法院系统被移送司法处理人员总数的22.4%。

　　为打造制度铁笼，最高法建立起四级法院统一执行办案平台，“从执行立案到结案，所有关键节点都要在四级法院平台的监控之下进行，形成一套严密的切实可行的网络化管理体系，使上级法院既能管得了案，又能通过案管得了人。”

　　与此同时，最高法还密集出台一系列执行司法解释，出台“十个严禁”规定，严查执行违法乱纪行为，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怎样才能防止出现乱执行等违规行为？最高法院审委会专委刘贵祥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执行规范散见于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远远不能适应复杂且涉及面极广的强制执行工作的需要，“制定一部系统完善的强制执行法，对于规范执行行为，强化执行措施、手段，化解执行难题十分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上线，公众可第一时间了解全国各地法院执行工作推进情况。

　　周强在全国法院决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部署会上表示，2017年，最高法院开展了“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摸清了基本情况，排查出了很多问题和短板，反馈整改意见已经全部下发各高院，各级法院要按照要求加快推进整改进度，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最高法还表态，在检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时，督导、调研的时间和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发通知、不打招呼，随机决定具体法院，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查。在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过程中，绝不允许出现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问题。

　　除此之外，破解“执行难”的最狠招数还是“拒执罪”的运用。2018年5月4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法院集中对12起拒执犯罪案件的13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大多因涉嫌拒执罪被刑事立案的当事人均主动履行了判决义务。

　　无独有偶，2018年4月21日凌晨5点，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法院执行局40名干警，兵分7路奔赴各个执行现场，对32起案件中拒不执行、逃避执行的“老赖”进行查找、围堵。当天共拘传16人，拘留4人，结案12起，和解5起。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10月，过去近三年全国法院累计拘留14.7万人次，限制出境2.9万人次。

　　老问题：破解“难以执行”与“执行不能”

　　在通常意义上，“执行难”问题包括两类，即“执行不能”与“难以执行”。

　　“难以执行”是指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得申请执行人不能及时、全部得到执行款项。

　　“难以执行”关键在于查人找物。今年4月，知名作家琼瑶就遭遇了这一司法痼疾。

　　据北京法院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京法网事”披露，因余征（于正）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中“向陈喆（琼瑶）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义务，陈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北京三中院4月26日对此案进行强制执行，在《法制日报》上刊登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余征承担。

　　早在2015年12月25日，北京三中院就宣判，《宫锁连城》侵犯了《梅花烙》的改编权，于正被要求向琼瑶公开赔礼道歉，五家被告则共计赔偿500万元。

　　一审判决后，于正不服，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16日，北京高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过，判决生效三年后，于正却迟迟不履行生效判决，使判决成了 “白条”。

　　“京法网事”详细介绍了法院的执行过程。文章称，法院判决后，北京三中院执行法官多次拨打余征联系电话，但均提示对方已关机。在电话联系未果后，执行团队向余征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邮寄了执行通知书、传票，但均被退回。

　　此后，执行团队前往余征所在公司寻找并送达相关法律文书，该公司前台以余征不在公司、不能替其接收法律文书为由拒绝接收送达文书。

　　直到2018年3月，余征才委托代理人到三中院接受第一次谈话。第二次谈话过程中，代理人表示其未履行道歉义务，但其正与陈喆联系和解事宜。后陈喆的代理人向三中院表示不接受对方提出的执行和解条件，要求三中院强制执行。

　　4月26日，因被执行人余征未主动履行判决内容，且双方当事人未能达成执行和解，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在《法制日报》第四版刊登该案强制执行依据。

　　“这事基本上算是完了。”北京三中院一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坦言，余征因逾期不履行赔礼道歉的判决，法院进行了登报公告，所产生的公告款和之前的赔偿款均已到位，“说白了他就是不想道歉，我们只能进行了执行公告。”

　　除了“难以执行”之外，执行难的另一种情况是“执行不能”。据最高法介绍，在所有执行案件中，大约有40%的案件属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仍然查找不到任何财产。”

　　按照最高法的要求，“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是：让大部分或90%以上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执行到位，让大部分或90%以上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进入终本程序。

　　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执行不能”的案件，法院建立了程序性退出机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最高法为此还专门出台《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明确了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确认标准和法定程序，要求严把认定关，确保终本程序不被滥用。

　　此外，为确保有财产的案件能够恢复执行，最高法建立了终本案件动态管理库。每半年对库里的案件进行一次网络查询，发现有财产的立即恢复，避免“一终了事”。

　　今年4月26日，在全国法院执行转破产工作推进会上，周强指出，“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但执行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离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还有差距，尤其是执行转破产机制尚未形成，通过破产化解执行难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周强要求，加快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打通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让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案件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彻底清除执行积案。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