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成 龙

    ******在“7·26”***中强调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何理解这个“牢牢把握”，如何去“牢牢把握”？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前提性问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既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又立足中国实际看到“三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通过全方位多层面立体式透视，才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攻坚克难，实现全面创新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方面，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装备制造等均跃居世界先进行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另一方面，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依靠要素驱动的老路已经难以为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任务。

    提供更加成熟完备制度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积极吸取世界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深刻反思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立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干部退休制度、反腐倡廉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各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选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巩固和完善。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总体方针。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得到有力遏制。另一方面，改革没有完成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和法治体系，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实行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才能完成这一宏大而艰巨的任务。

    体现中国价值和中国风格，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方面，30多年来，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既广泛接纳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又深入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古今中外，综合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事业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神产品还要不断增多，做到既要有数量又要有质量、既要有“高原”又要有“高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还有待提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现阶段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缩小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阶段。消灭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改善。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以致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中存在的问题仍较突出。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发展的实际差距仍然较大，群体收入、城乡收入、地区收入、行业收入差距较大，劳动报酬占比仍低。由于机会不均等，企业和个人发展并不处在同一竞争起跑线上，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完善。缩小发展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

    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生态文明快速发展的阶段。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开始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品等要求越来越高。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另一方面，受片面发展观、政绩观和粗放发展方式的影响，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只有实行最严格的法治，进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系统性变革，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才可能取得根本性好转。

    作者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