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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山水田园 破解“城市”病

2019年02月22日302未知admin


    全球坐标

    “万能钥匙”,这是100多年前的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为自己的著作最初拟定的书名。当时的英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大城市病”:人口向已经过分拥挤的城市不断集中,几百万人在斗室中工作,住房逼仄,污水横流。对此,埃比尼泽·霍华德拿出的“万能钥匙”是: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

    回顾百年来城市发展史,这本最终以《明日的田园城市》命名的著作成为牵引现代城市规划变革的重要源头。著作中以花园围绕城区,为步行创造条件,尽量减少交通量和运输费用,以及在城乡之间建立循环经济等创意,至今仍未过时,不少理念与绿色化发展有着内在的共通性。

    当然,正如未能以“万能钥匙”为书名所预示的,全球城市发展并不存在包治百病的良方。对于惠州,问题的关键在于,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并举的历史进程中的这座珠三角城市,要如何走出绿色化新路。放眼全球,国外诸多城市不仅很早就碰撞上类似的难题,更提出若干值得借鉴的举措,积累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经验。对这些案例的认知、解读、辨析并内化为惠州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的知识储备,也有尤为重要。

    在此,笔者分别从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生态资源等方面在全球寻找惠州的对标城市,并通过分析其在低碳环保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得失,作为惠州寻求自身方法论的坐标参照。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绿色可持续

    让“低碳”产生高价值回报斯德哥尔摩如何创造城市循环系统?

    日前,这样一则新闻让惠州人再次增强了对惠州优良生态的自豪感:惠州2016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考核结果出炉,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优良天数354天,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27微克/立方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的第二阶段过渡目标值(25微克/立方米)——这同时也是欧盟现行标准。

    然而,对于正在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惠州来说,这个成绩并非终点。25微克/立方米只相当于欧盟的普通水平,向欧盟内的先进城市看齐,才应该是惠州的目标。2010年被评选为第一个“欧洲绿色之都”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正是这样一个城市。

    根据我国商务部官方网站数据,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区)人口90万,2013年GDP达426.6亿欧元,约合3344亿元(人民币),与惠州2016年GDP总值3140.03亿元相当。然而,从人均GDP看,总人口400多万的惠州只相当于斯德哥尔摩的1/6强,从碳排放上看,惠州(2013年人均碳排放7.8吨)相当于斯德哥尔摩的两倍(2009年人均碳排放3.4吨)。换言之,同样的GDP产出,惠州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斯德哥尔摩的10倍。

    这10倍的差距,正是惠州与全球领先的绿色化城市的距离。

    丰富的水生态资源是这两座城市另一处相似点。惠州有西枝江和东江穿城而过,更内有西湖,外临南海,斯德哥尔摩的水面超过城市总体面积的1/10。为保护水资源,惠州为水立法,斯德哥尔摩则建立了一整套循环利用的城市系统。

    在斯德哥尔摩,自然水体和饮用水都要受到严格的生化和微生物监控,以确保水质的洁净。斯德哥尔摩和一些周边地区的污水统一由两个污水处理厂负责净化处理,处理的标准和程序都高于欧盟的规定。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生化气体经过再处理,则被用做燃料供应公交车辆、出租车和私人车辆。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热能则被用于城市集中供暖系统。经过这样一套系统,资源被得到最有效利用。

    同样被循环处理的还有城市的废弃物。斯德哥尔摩在废弃物焚烧处理和回收利用方面已有百年历史,他们利用废弃物发电发热,利用可燃烧的废弃物替代石油和煤,最大限度地减少垃圾填埋。如今,该城已经具有现代化功能完备的废弃物收集和回收利用的整体系统。废弃物运输中的创新措施,如地下真空运输系统等,使废弃物特别是生化废弃物得到充分的回收利用。瑞典法律禁止任何有机废弃物被直接掩埋处理。在斯德哥尔摩,所有的有机废弃物被收集经过回收处理后再生为生化气体和肥料。

    交通是碳排放治理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斯德哥尔摩,高峰期78%的出行是公共交通。约90%的居民在离家300米以内的范围内就能达到公共交通站点。在市中心68%的出行是徒步或骑自行车。斯德哥尔摩还率先建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乙醇燃料车队,从1994年起,该城就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汽车的普及并且修建了充足的设施,全市新能源汽车在2009年就超过66000辆,远超惠州目前2000多辆的规模。

    这套行之有效的循环系统,让斯德哥尔摩的环境品质处于世界领先水准,水质净化、降低噪音、废气减排、提升生态多样性等多方面措施为民众创造了良好的生活品质,政府规划建设的1000个公园、7个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共有200多个自然保护区)、1个文化保护区、1个国家公园、24块公共海滩,让市民可以尽享自然之美。这些“高价值”公共品,在赢得民众认可和支持的同时,促使城市形成良性的绿色化发展循环。

    绿色化改造

    少“地”但不少“绿地”新加坡如何让城市更“绿”?

    改革开放以来,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成为众多国内城市学习考察的对象。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这种趋势有所减弱,但并未影响惠州将其作为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的重要参照。

    新加坡,土地面积719.2平方公里,与惠州市惠城区接近;人口561万,与惠州全市人口数量相差不大。换言之,相当于把惠州各县区的人口集中在惠城区,城市管理和生态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此背景下,另外一组数字就更加令人感叹。以绿色生态自豪的惠州绿化覆盖率38.60%,而新加坡为50%;在人口密集程度远超惠州的情况下,新加坡人均GDP产值是惠州的5倍左右,而人均公共绿地18.74平方米,比惠州人均的17.5平方米还多一平方米。

    在这一平方米的背后,是新加坡在城市规划上的长远考虑,在建设和管理上的极端精细,以及每位市民的强大执行力。

    在新加坡,每个开发建设的城镇中都有一个10公顷的公园,每个居住区,500米范围内有一个1.5公顷的公园,每千人应有0.8公顷的开放空间。此外,新加坡崇尚自然的绿化给人一种不加修饰的美感。以树高、冠大的乔木为主,乔、灌、草自然搭配,各种不同树种混种,草地也不追求纯种,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低碳城镇化发展模式进程。

    对比惠州,虽然大亚湾等县区也在积极推进“一村一公园”等建设,但总的来看,尚缺乏全市层面的统一规划部署,部分片区仍缺乏公共绿地,城市环境距离绿色、宜居仍有相当距离。

    新加坡的绿色化建设还体现在对绿色建筑的深刻理解和精细化管理上。

    正如绿色植被不能涵盖绿色化发展的概念,“绿色建筑”的“绿色”也绝不仅限于立体绿化、屋顶花园,而是代表建筑对环境无害,并能充分利用环境,不破坏基本生态平衡。新加坡发现,建筑领域的用电量占到其总用电量的1/3,绿色建筑成为建设节能、低碳城市的必然选择。

    为了推进“绿色建筑”的落地,新加坡从制度建设和示范建筑两个方面着手。

    早在2005年,新加坡就推出“自愿性质的绿色建筑标志认证计划”,并于3年后其成为强制性建筑法规。该计划将绿色建筑分为认证级、金奖、金+奖和白金奖四个等级,对建筑节能的要求从35%至15%不等,针对私人开发商,超金级绿色建筑可以获得最多1%、不超过25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奖励,而白金级绿色建筑可获得最多2%、不超过5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奖励。

    另一方面,新加坡规定,超过5000平方米空调面积的新公共部门建筑物达到绿色标志白金评级。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街中心的国家图书馆,正是这样一座绿色化的地标性建筑。图书馆选用最佳的建筑朝向和位置,以尽量减少热负荷,充分利用自然风,外沿大多用玻璃天棚遮盖,整体建筑又分为两个体块,其中一个悬于地面之上,使风可以自然流通,中庭的玻璃顶上安装百叶,利用对流将热空气抽离室内。同时,室内的光线与气温可随室外变化而进行宜人的调整,大部分室内空间可以利用自然光,以减少电灯的使用。

    由于新加坡95%的建筑为既有建筑,政府将更多精力用于鼓励业主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变身成为绿色建筑。政府鼓励银行提供改造费用的贷款,完成改造的绿色建筑在节约能耗方面弥补了这笔费用,也为城市环境作出了贡献。

    绿色转身

    工业发展城市不污染

    日本北九州如何由“灰”变“绿”?

    如果说,提早进行绿色规划并创造性实施是斯德哥尔摩和新加坡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利条件,日本的北九州则是另一种代表:曾因为工业发展背上“灰色城市”的污名,在各方面的持续努力下,于2013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为“绿色发展示范城市”。这种转变的完成,对惠州不无启示意义。

    日本列岛西端的北九州市,人口约100万,面积约为487平方公里,是九州岛最大的港口城市,以钢铁、化学、金属、陶瓷等原材料型产业为中心,也是日本四大工业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重工业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腾飞,北九州市的环境迅速恶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成为了社会公害。

    北九州市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之时,是北九州市民最先行动起来,向政府及涉事企业表达了不满与诉求,促使政府与企业关注环境问题,在此后的治理过程中,虽然政府和企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市民积极投入治理与保护行动,并监督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成为贯彻北九州变“灰”为“绿”全过程的一大特点。

    在北九州,当地七成居民组织的北九州清理协会,以老年人为基础向年轻人传授他们在保护环境方面的经验和诀窍,市民通过使用“环境护照”和“北九州绿色基金”,可以积累绿色积分。在这些活动中,市民不仅直接获得环保经验,更收获绿色增长带来的实际收益。

    在政府方面,与惠州类似,北九州也通过主动立法,创建公害对策部门应对环境问题,利用山环水抱的优越地理条件,恢复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在能源结构上,北九州组建公共管理、产业界和学术界人士共同参与的联合工作小组,利用优越的风力条件发展海上风力发电设施,并建立了兼顾绿色能源、促进地区就业的管理系统。

    在政府的引导和市民监督下,北九州的企业大力引进绿色生产技术,通过减排、再利用、循环利用,不但没有降低企业的经济收益,反而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步伐,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北九州政府还通过规划建设产学研合作的学术研究城,吸引企业和理工类的大学及研究院所集聚;出资设立北九州产业学术推进机构,运营学术研究城和协调、促进企业与大学、研究院所的合作。

    如此一来,北九州的整个市民、企业、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创造了“政、产、学、研、用”协作的“北九州模式”。

    实现绿色转身的北九州,成为日本环境技术领先城市。以此为基础,北九州还将绿色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主动对外输出,将废水废物处理、能源控制等先进技术输出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越南、中国等国家,不仅促使其不断提升绿色化技术实力,增加了相关企业利润,更打响了绿色化发展的品牌,通过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了其在绿色发展上的话语权,成为绿色发展模式的一个典范。

    参照北九州,可以预见,惠州的绿色发展要实现“绿色惠民”,成为珠三角区域的“生态担当”,不仅自身在绿色化发展上要走在前列,更应在条件成熟时将惠州的绿色化技术和发展模式对外交流和推广,在更广泛的世界舞台,与斯德哥尔摩、新加坡、北九州等绿色发展前列的城市开展高水平合作,携手实践绿色化发展的共同未来,也只有如此,才能不负惠州的清新空气和山水绿意,不负惠州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的发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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