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半数“百名红通人员”，他们这样归案

第50名“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归案。 资料图

“在外逃亡很辛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晚还是得回来。”12月4日，当飞机抵达萧山机场，踏上杭州这片阔别了3267天的土地时，周骥阳感慨道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追逃办)墙上挂着的“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名单上，被盖上“arrested(追回)”印章的人员再追加了一名。

12月6日，“百名红通人员”中的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成为名单中已到案的第51人，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归案超半数。

3天后，在第14个国际反腐败日到来之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公布了2014年以来我国追逃追赃的“成绩单”。

“这标志着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国际反腐败日写下了隆重的一笔。”截至2017年10月底，我国共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587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701人，追赃95.41亿元。

归案过半

在李文革到案前5天，12月1日，潜逃了9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被押解回杭州。周骥阳是“百名红通人员”第50个到案的，整整一半。

潜逃了9年，当“改头换面”的周骥阳被浙江警方找到时，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惊慌失措，只是在最初的“一惊”之后，就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周骥阳”的身份。

在他身后的住处是辽宁省大连市一处棚户区工地，手上提着刚买好的晚饭，周骥阳就这样告别了他最后的藏身之所，此时身着破旧衣服和鞋子的他，在经过9年的藏匿生涯后早已没了曾经作为浙江省党史研究室干部的光鲜。

2006年至2008年间，周骥阳以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低价购买公司法人股、保底投资期货买卖等名义，骗取多人资金达1亿多元。2008年9月27日，周骥阳从原单位辞职，12月24日后，他踪迹全无，疑似出逃境外。

随后，2009年1月8日，杭州市公安局对周骥阳立案侦查；2014年12月19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依法对周骥阳批准逮捕，而在此期间，周骥阳一直音讯全无。

直至2015年2月10日，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周骥阳发布红色通缉令，对他的抓捕工作在中央追逃办和浙江省追逃办的统筹领导下，由杭州市追逃办专案组实施。

与最初锁定的外逃地香港不同的是，周骥阳在9年间一直在境内逃窜，当过出海渔民捕鱼、在建筑工地打过零工……走投无路之际，向他人的一通借钱电话最终暴露了他的行踪。

11月24日，专案组收到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疑似周骥阳的男子打电话向其前女友借钱，该男子很可能在大连”，随后，杭州和大连两地警方多日摸排，最终在棚户区内将周骥阳成功抓捕。

而在此之前，专案组已经先后奔赴香港、贵州、江苏、山东、广东、辽宁和浙江各地，走访了解了几百个接触过周骥阳的人，行程上万公里。

周骥阳的落网正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的一套完整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2014年6月27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追逃办，包含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等在内的8部门统一协调指挥国际追逃追赃；从2015年起，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都成立了省一级追逃办，绝大多数地市一级和县一级地区均成立了追逃办。

“对象在国外，基础在国内，关键在地方。”中央追逃办曾总结追逃工作，一套完整的追逃追赃协调机制逐步健全起来，大大提高了追逃防逃指挥协调力度，整合了资源，形成了合力。

在周骥阳之前，十九大后首个回国投案的“百名红通人员”贺俭，也是在中央追逃小组统筹协调之下，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北省纪委等共同开展的工作，而十九大之后的仅一个半月内，就有贺俭、周骥阳、李文革3名“百名红通人员”到案。

反向逃匿终落网

十九大后到案的3名“百名红通人员”中，周骥阳和李文革均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而出逃，贺俭出逃的原因则是涉嫌贪污。

这3人所涉及的贪污罪和诈骗罪正是这些“外逃”人员中涉及最多的，在已归案的51人中，有22人涉嫌诈骗罪，其次是均有8人涉及的受贿罪和诈骗罪。

在这些出逃人员中，与人们印象中国际追逃追赃剑指海外不同，有包括周骥阳在内的4人反其道而行之，以外逃为假象，却在境内逃匿以期逃脱法律制裁。

2013年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通过花都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后，便从此人间蒸发，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随后，一张来自大洋彼岸的辞职信道出了王雁威的去处，他从美国向相关部门寄来了信件，申请辞职到美国进行治病。

在鉴定这封信件确实出自王雁威之手后，公安部门收到的一通匿名举报电话却使得王雁威的行踪再度成谜，“有人看见王雁威在加拿大喝早茶”。

从中央到地方，针对王雁威的追逃工作再次行动，广东纪委多次赴北京向中央追逃办汇报工作进展，共同研究追逃路线图；而广东省公安部门的专案组则一边初步核实王雁威是否涉嫌严重违纪问题，一边对王雁威出境情况和目的地进行调查。

然而，一番调查下来，对于王雁威究竟在哪里却一无所获，出入境部门始终无法找到他的出境记录。

两年后，2015年4月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之时，王雁威榜上有名，成为国际追逃追赃的重点目标。

此后，广州市追逃办协调调动纪检、公安、检察、海关、银监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在排查王雁威所有的国外亲友关系和近两年的海外行踪后，才认为“王雁威或许就没有出国”。

在转变侦查方向的基础上，2016年6月，才终于将辗转逃窜了大半个中国的王雁威抓捕归案，此时他业已回到了当初离开的地方——广东。

而首位落网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上海证券营业部原总经理戴学民，则是刚刚在回归境内不到两天，就被抓获。

在“百名红通人员”发布的第二天，2015年4月23日，戴学民持名为“DAI GEOFFREY”的英国籍护照进入上海市，这一线索被举报给了江苏省追逃办，公安和检察机关连夜反应，奔赴上海，最终于25日将戴学民抓获，拿下了“百名红通”的开门红。

“我也有回国过完下半生的梦想，所以决心回来，不管结果怎样，我也必须回来。”辗转逃亡伯利兹、美国、韩国等地近14年的戴学民在忏悔录中写到。

到案的51名“百名红通人员”，除了周骥阳、王雁威等4人是在中国内地被抓获，广州市新塘镇大墩村原党支部书记吴权深等两人是在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地区被追回之外，其余的45人，是从美国、肯尼亚、秘鲁等19个国家或地区或遣返或引渡或劝返归案的，其中尤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众，均为12人。

“在外逃亡很辛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早晚还是得回来。”12月4日，当飞机抵达萧山机场，踏上杭州这片阔别了3267天的土地时，周骥阳感慨道。

劝返为主

与周骥阳想尽办法在境内藏匿不同，更多的国际追逃追赃对象逃往了海外，但他们的境遇都可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曾任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丽萍，在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这一躲就是17年。

2016年3月27日，在自愿认罪书上签下“张丽萍”三个字时，回顾这十多年来隐姓埋名的生活，张丽萍哭了。出逃后，她从来没再用过自己的中文名，“生怕别人发现踪迹”。

这17年来，张丽萍的“惨”还远不只如此，无法对双亲尽孝，也无法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去年还托人”给张丽萍送来绣花鞋的父母也已不在人世。

在工作人员连续多日的劝说之下，张丽萍最终决定回国投案。

事实上，通过追逃工作人员的说服教育，让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的“劝返”方式正是目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中最主要的方式，共有35人通过“劝返”回国，占比近70%。

这当中并不乏像张丽萍一样，外逃长达10年以上的“红通人员”。

出逃了13年的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原工作人员朱振宇、出逃了15年的吉林通化金马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董事长闫永明，甚至出逃了近18年的北京梨园汽车驾驶学校原校长刘常凯等均系经劝说回国投案自首。

其中，今年9月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徐雪伟更是由“前辈”劝返。

今年8月，尽管经过长时间劝说，但徐雪伟的情绪却反复波动，顾虑重重，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最终，是在此前一个月归案的同为“百名红通人员”任标的劝说下下定了决心。

出逃前均为企业“一把手”的任标和徐雪伟是江苏江阴的老乡，两人涉嫌经济类犯罪后均举家外逃，两人对彼此的经历能够“感同身受”。

在任标的“现身说法”之下，徐雪伟最终下定决心，回国投案自首。

“我们坚持因国、因人、因案分类施策，灵活运用追逃手段，对同一个对象也有可能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曾介绍说。

内外天网

“百名红通”头号人员杨秀珠的案子就是一起棘手、复杂的案件，中央追逃办最终确定的就是以劝返为主，“劝返、遣返、异地追诉”三管齐下的追讨策略。

曾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于2016年11月16日归案，此前她曾辗转荷兰、美国等地长达13年，先后向法国、荷兰、美国申请过“政治避难”申请。

尽管最终杨秀珠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但在过程中，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2014年5月12日，杨秀珠刚潜逃到美国，中方就通过JLG渠道向美方通报情况，经提供有关线索和证据，提出协助追逃请求。

同年6月，中央追逃办成立，将杨秀珠案列为挂牌督办头号案件；6月19日，美方在杨秀珠藏匿点将其拘捕。

据中央追逃办介绍，除了劝返，还有遣返、异地追诉和引渡等主要方式进行国际追逃，而这有赖于我国建立起的国际追逃追赃合作网络，形成的“天罗地网”。

截至目前，中纪委透露，我国已与法国、意大利等50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与美、加、澳、新等60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美国等4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金融情报交换合作协议。

而美、加、澳、新等国正是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的主要藏匿地区，在尚未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名单之中，藏匿在美国的还有24人，加拿大藏匿8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为7人和5人。

随着国际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的加剧，国内“防逃”的栅栏也越扎越紧，从2014年的101人，到2015年31人、2016年19人，直至2017年12月9日的4人，我国新增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逐年下降。

在国内，近年来加强清理“裸官”；加强反洗钱和外汇管理工作，切断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中组部会同公安部，开展了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况进行清查，并对审批、保管环节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追责。

中央追逃办今年4月透露，正是通过“人、钱、证”这三方面，构筑了国内严密的防逃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