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山东理科榜首刘冉:不用物质评价成功

刘冉与丈夫在德国

刘冉在埃及

大洋网讯 刘冉可能是榜首当中，“路”走得最标准的其中之一，也是最不“规范”的一个。

说标准，是因为刘冉在学术的路上一往直前，如今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然而她却也不是一种“规范”的模式。2006年高中毕业时的刘冉，是最早一批放弃北大清华，报读香港高校的内地学生，当时这一选择，被不少人看来是一场“冒险”。在香港读书期间，刘冉以理科专长入学却转而学习了文科专业。

十一年过去了，刘冉还在“象牙塔”内。在谈及高考状元身份时，她甚至觉得像没有发生一样平静淡然。

刘冉的故事从一次“冒险”开始。2006年，香港高校面对内地招生远没有达到后来的报考热潮，在距离香港较远的山东来说，更多学生是一种观望的姿态，而报考“北大”“清华”则是主流又“保守”的选择。

从理科状元到文科专业

刘冉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爱冒险的人，再加上一对开明父母的支持，最后选择到香港高校就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最后刘冉是以高出香港中文大学分数线一大截的成绩被录取，她至今仍觉得，这可能是自己一生当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刘冉现在回头看来，在香港的七年求学生活特别开心，“香港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在那里也遇到了最好的朋友，都是特别宝贵的经历。”

在入学分科的时候，刘冉又做了一件让大家看起来有些“冒险”的事：从理科转读文科。在刘冉看来，这一选择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喜欢。上完第一年的文科基础课程后，刘冉在任课老师的感召下，进入社会学专业就读。

在一个语言环境并不相同的地方，刘冉似乎并没有遇到太多内地学生的“不适应”。在入学的第二年，她还代表了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辩论赛，最后她所在的辩论队拿到了2007年普通话辩论赛(香港)冠军，她本人获得了“最佳辩手”的称号。

在香港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后，刘冉进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刘冉看来，自己的学习生涯可谓一路通畅，“我想做的事情，一直是非常顺风顺水。”

汶川地震后到现场做调研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七年时间里，刘冉无意间进入国内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NGO（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组织，那段时间，正好是公益组织的一个大爆发时期。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的NGO组织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刘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研究的前沿性。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年，灾区的社会和心理重建都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刘冉就驻点在都江堰市郊的一个板房区，她的研究对象是在汶川地震后成立的一支做心理支援的NGO组织。

这支队伍除了帮助灾民做心理治疗，还协助做一些物资发放，组织孩子们的暑期活动，以及帮助板房区居民维持日常的生活秩序。

经过两个月的“驻扎”，刘冉结识了不少NGO组织的成员。后来，她的本科毕业论文正是对灾区重建过程中NGO参与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对NGO组织建立，从政治、社会、法律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寻找它们存在和发展的依据。”

对刘冉来说，她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NGO组织的成员。“可能对商界和很多大公司的人来说，这个群体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可能看不到小小的NGO所做的事情。但是，我认识他们之后，觉得他们在做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没什么回馈的事情，但其实对许多弱势群体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保持这种理想主义，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不忘初心做一些事情，非常了不起。”

未来希望继续做学术研究

在刘冉的人生路上，她“铁了心”走学术路线。

“社科类的学术研究要有成绩体现，其实是非常慢的。而且相对于做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绝大多数做社科类研究的人，特别是我所做的公益领域研究，获得资金支持比较少。”但刘冉仍觉得其乐无穷。

几年前，她弄了一个小组织叫“理工女”，主要是针对性别偏见，“如果女生学理科、工科，希望她们能有自信”。她和她的团队为此做过很大的努力，也写过一些文章，但后来没有坚持做大。

“这是一个问题，也有很多女生热爱一些东西，但由于性别偏见或者舆论压力，让她们对自己产生怀疑。”刘冉觉得，哪怕有一小部分女孩能受到鼓励，继续做她们想做的东西，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最好的认可。

后来，刘冉把这一研究在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了深化：“我主要做科学教育与性别研究。具体来说，研究社会里对性别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学生的自信、学习表现，以及将来对自己职业的规划。”

“比如，社会中普遍都说女生的数学能力没有男生强，这个偏见对女生的自信心，数学成绩表现，将来是不是会做一些与数学和科学有关的事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刘冉讲述得非常平静，如果顺利的话，她将在明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刘冉对未来的目标很纯粹——继续做学术研究，“只要能做一个我感兴趣的题目研究就好了。”

对话：

社会需要部分有理想主义的人

记者：你觉得高考状元的身份对你有何影响是什么？

刘冉：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可能就是大家相识的一个谈资。我身边现在的硕士和博士都挺厉害。比如我们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各地的状元，所以并不会觉得自己有多特别。

当然，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但实际上现在回头来看，我已经得到了很多。

记者：会不会在意外界的看法，比如大家曾经对你的期待？

刘冉：可能我所接触的朋友大部分都是NGO组织和学术界的人，大家都特别“丧”。而且绝大部分朋友都是文科社科的博士，都是特别穷。钻在自己的圈子里，做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研究。但大家都很开心。一方面很多人都有抑郁症，另一方面，大家各自的生活都特别不一样。跟他们打交道特别有趣。（笑）

记者：在你的价值体系里，如何评价成功？

刘冉：我们这一届毕业的香港中文大学内地学生都非常强。我的同学里面做投行、创业的都很多。我们虽然联系不紧密，但对一个人的评价体系也不会太物质。

比如，做学术研究，也是一条比较正常的出路。做学术内部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但另一方面，这些标准本身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找到比较好的教职工作就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成功。

以我的标准来看，我有个学妹特别厉害，她在广东创立了一个公益组织，基本上是她自己一个人从零开始做起，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还有身边一些人，比如大学辩论队的教练，现在出来做语言艺术方面的综艺节目，突然就变成了网红。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想不到这位教练能成为粉丝几百万的网红。

虽然你把这些人放在任何一个评价体系，都有点奇怪（笑），但我觉得，不同类型都有可能成功。

记者：你说自己的朋友圈子，可能是一群物质上不丰富，但追求理想主义的人。你怎么看待理想追求与物质评判？

刘冉：人对物质类的追求是没有上限的。欲望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对我来说，也不需要多少钱。我家庭虽然没有很多钱，但父母的养老基本不用我过多地操心，家庭负担比较少。我自己欲望比较少，我也不化妆，也不买包。

如果有赚钱的精力，我愿意拿它来做点其他的事情。

记者：假设让你对未来的学生做一个人生指引，您会建议他们走你的路吗？

刘冉：文科、艺术、社科类这些专业，对家庭经济基础较好又感兴趣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对大部分人来说，选一个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是比较实际的考虑。

不过社会还是需要有这样一部分理想主义的人。就算生活物质条件都跟不上，跟同龄人相比，事业各方面发展也不是很瞩目，但还是应该让大家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自由的选择。

（广报记者杜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