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想说拒绝的确不容易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不”的含义，但面对别人的要求我们却很难拒绝，或者说在一定情境下不敢拒绝。当你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你敢说“不”吗？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遇到需要拒绝的情况时，54.3%的受访者敢于说“不”，14.2%的受访者不敢。60.4%的受访者担心说“不”影响与对方的关系，73.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学会说“不”（据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他人的要求却很难拒绝，或者说不敢拒绝，原因可能有很多。首先这可能和个人的性格有关，比如说那些低自我价值、低自尊的人，就很容易过度付出，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帮助他人来获得表扬和肯定，缓解内心的焦虑和自卑。再比如有救世主情结的人，他们认为其他人一旦少了自己的帮助，就会一事无成。

   当然，从个体性格的角度不太容易探讨这个问题，因为缺乏普遍性。如果不懂拒绝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话，那我想还需要从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层面来考虑。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一个自我人格觉醒的时期，就是我们常说的叛逆期，这个时候的孩子往往具有逆反心理，不听话。而恰恰是这个时期，对孩子人格养成很重要，如果我们呵护这种叛逆，同他沟通，可能就会帮助孩子树立起独立自主的健康人格。相反，如果我们压制这种叛逆，最终可能就会塑造成温顺听话的孩子。

   我们东方文化的教育理念，恰恰是一种“棍棒出孝子”的压制式教育，成人世界希望通过教育，规训出老实听话的孩子，读读那本著名的启蒙读物《弟子规》，看看可怕程度堪比集中营的豫章书院，大人们是多么希望拥有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啊。而这样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拥有说不的勇气呢？

   除了教育之外，我想我们这个讲求人际关系和上下等级的社会文化，恐怕也不欢迎那些愿意说不的人。说实话，相比于中国，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这方面可能更加压抑。日本著名专栏作家野岛刚讲述过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他刚刚入职《朝日新闻》的时候，被报社下派到九州的一个县记者站工作。记者站的副次长经常在下班后带领记者们去喝酒，日本人管这叫“饮会”。野岛刚不喜欢这样的饮会，渐渐地就把不耐烦表现在了脸上。有一次，次长对野岛刚表达他的不满：“你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在听我讲话，如果嫌无聊的话下次不用来参加‘饮会’也行啊。”野岛刚居然真就不去了。结果怎么样？不懂人际关系的他在这个小地方蹲了两年，这就是他对抗主流文化的教训。

   我想这样的职场文化在我们这里也根深蒂固，甚至在东方文化里，无私奉献始终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拒绝则往往被看做是自私的表现。孟子就曾经评价“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是禽兽。

   而且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有这样为数众多的不懂拒绝、不敢拒绝的人存在，相对应的，就会有为数众多的主动出击去麻烦他人的人。这些不尊重他人的权利边界，认为别人帮助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事，反而对别人的拒绝恼羞成怒。而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曾经不敢拒绝的人很可能会成长为不尊重他人的人。既然曾经忍气吞声付出了那么多，如今有了资历或是资本，就可以享受别人的付出了，老话讲这就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文化也就在这样的更新换代中传承了下来。

   我最近看了一本名为《所以，一切都是童年的错吗？》的心理学书籍，探讨了如何更科学地拒绝别人这个问题。书中提出一个概念叫自我坚定，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为自己主张”的个人品质。拥有这种品质的人，能够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达到目标，克服困难而坚定表达，但不伤害到他人的权利，并且能够控制那些有攻击性的冲动。说白了，自我坚定既不是被动接受，也不是主动攻击，它是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就是不卑不亢。

   我想这种自我坚定的品质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学会对别人的非分要求说不，另一个则是不对别人提出非分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理论虽然美好，但想要对抗来自教育和社会氛围的巨大压力却又难上加难，不是谁都有勇气践行的。也许只有像连岳这种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才不怕得罪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靠自己，根本不怕被人孤立。更多如你我这般的凡夫俗子，也许只能走上野岛刚的老路：“从那以后我也多少有些变化，积极参加‘饮会’。但也并不是对上司那些无聊又自负的话题都摆出一副津津有味的倾听状。”

   本报评论员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