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放胆写下这个世界的流离

第一个先锋派

“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

这是一句带有标志性意味的文学宣言，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群落中一种独特的身份辨识。写下这句话的人就叫马原，当年中国先锋小说的发轫者和扛旗手。

11月18日，马原带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黄棠一家》，出现在北京大学，和好友作家余华、文学评论家陈晓明一起聊新书，谈人生。

时光倒退30年。阿城发表了《棋王》，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写得心如止水，直逼庄禅之境。王安忆的《小鲍庄》也问世了，人们看到了一个时空近乎凝固的原始村落里发生的一桩拷问传统伦理道德的大案。洛阳纸贵的王朔，写一本出一本火一本，出版商们一个个伸长了鼻子，仿佛敏锐嗅到了畅销文学的味道，亦步亦趋地跟在作者身后讨饭吃。还有解构民间寓言的莫言、探寻商州之根的贾平凹，和其他很多作家，在各自的向度上开拓着小说和叙事的纵深。

马原跟他们都不一样，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并不关心俗世里的人情冷暖，历史故事里的你争我斗，学术意义上的文化构型。他的工作是把小说还原成小说，把叙事逼问到极致。他只注重小说的形式和叙事的游戏性，干脆把形式也当作内容，虚构顶替成真实。在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重重包围下，他硬生生趟出一条“血路”。

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晓明说，马原从现实主义的道路上重新开辟出一条路来，在那场整个当代文学史的大转折中，马原迈出了最先的一步，是第一个先锋派。诚如所言，正是马原的破窗一击，先锋文学才有可能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上的重要一支，后来者余华、苏童、格非、洪峰拾级而上，开疆拓土，打开了叙事新天地。

就像英雄也有暗老时，曾经的先锋五虎将，好像也只有格非还“贼心不死”，继续精心营造着虚构的迷宫，其他人早已丢盔卸甲，回归日常叙事的漩涡。蛰居湖南的表现主义作家残雪举例说，余华后期的写作是一次大的倒退。这一声无奈的喟叹，或许可以视为时代和文学转型的注脚吧。

马原在《黄棠一家》里，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现实故事。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官员和富商，还有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有钱有权有社会资源，再缔结成家庭，扩散成家族，在花花世界里鼓瑟吹笙。原先的先锋时代，马原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大大咧咧地在小说里说三道四，甚至自己就是小说的主角。这回他可不，他隐遁回叙事的幕布后面，当一个影子式的画师，再极力模仿上帝的全知口吻，细密摹画出一幅当代新贵阶层的浮世绘。

而事实上，马原的确算是个业余画家，当年漂在西藏的时候，就经常跟在画家朋友的屁股后头，对着蓝蓝的白云天，神圣的山河水，素描写生，一画就是一整天。

为了不跟时代脱节，马原捎带上很多电视新闻和报纸里的热点新闻，都是人们茶余饭后会去评头论足的那种刺激的新闻，挑动社会神经的。比如城市跑车、骗子碰瓷等等。有人揶揄他，这哪里是文学，分明就是新闻串烧。小说结尾，他还是用上了“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句标志性的宣言。他向公众辩解，自己还拥有叙事的冰山。但这个不痛不痒的句子，意义好像也不大。

好玩的人，遇上有意思的时代

作家圈里，马原是非常活络的一个。他性子厚，人脉广，五湖四海都有朋友，在好友余华的眼里，他就像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者，随时随地都能从头捡起个生计干起来。记者、文化馆员、大学老师、电影导演、甚至跟文学八竿子打不着的房地产商，这些杂七杂八的行当，马原都做过。

最为圈内人津津乐道的，是1991年马原宏大的文学纪录片计划。那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七拼八凑来一笔资金，雄心勃勃，准备拍一部记录这个时代中国作家的系列片，就叫100位中国文学人。他颠簸到北京，在亚运村附近租下一套公寓。那时的亚运村因为刚刚开完亚运会，地价飞涨，可以说是北京最豪华的地段之一。他把当时才30多岁的、评论界初出茅庐的陈晓明拉到自己的公寓，两个人对着月光和清茶席地而坐，马原便开始构思起自己的文学梦。

他预备把拍这部片子赚来的钱都捐出去，设立一个文学奖的基金，他说这个奖就是中国的龚古尔奖。为了模仿得像，这个奖也是九个评委，还必须是终身制。他大手一挥，指定了一个席位给陈晓明。那时候陈晓明还远不是评论界的大咖，受宠若惊，看到马原畅想未来时陶醉的目光，心下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青年时期的马原。陈村摄

  说拍就拍。出乎意料的是，片子竟然是在余华嘉兴的老家开的机。有一天，陈永新（现任《收获》杂志主编）和格非从上海去嘉兴看望余华，住在他家。三个人在房里下围棋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发现竟然是马原，还带着一摞机器，三个人傻愣愣的不知所措。在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话的闭塞年代，马原是怎么找上门来的，至今成谜。马原自己都搞不清，他仿佛听说余华回了嘉兴，随随便便就跳上一趟火车，一路迷迷糊糊地走，含含混混地打听，竟然摸到了余华的家门，还鬼使神差在余华家里开了机。

马原访谈了很多中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包括好友余华和陈晓明，还有从“***”走来的文坛领军人巴金。若不是因为跟巴老的女儿、曾任《收获》杂志主编的李小林熟识，当时已经年老体弱的巴老万端不会愿意被马原的摄影灯烤了几个小时。历尽艰辛拍完了片子，联系播放单位时，电视台因为制式升格，而马原拍片用的磁带清晰度不够，竟然拒绝播放。当时还在央视评论部的媒体人王利芬很关心地问过马原，这些年都在忙些什么。马原说拍了一套没公开播的片子，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王利芬直截了当地说，真想为中国文学做点事，你还是多写几篇小说吧。 

片子虽未播成，但马原的热心和仗义在圈内还是传开了。马原有段时间呆在沈阳，给当时的沈阳文学院搞活动，邀请北京的作家朋友去沈阳交流，余华、莫言、刘震云、史铁生都在名单里。在余华的印象里，那是坐轮椅的史铁生第一次坐火车外出。

从北京长途跋涉到沈阳，不仅对史铁生是从未有过的辛苦，余华、莫言、刘震云也付出了极大的耐力和劳动。他们三个轮流充当搬运工，一路上半推半扛，费尽力气把史铁生和他的轮椅扔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列车停在了沈阳火车站，马原来接。那时马原比莫言和刘震云强壮得多，两人终于松了口气，把史铁生交给马原背着走。到了住地，这帮北京来的就跟文学院的孩子们在篮球场上踢了一场足球赛。北京作家队战术清奇，让行动不便的史铁生做守门员。岿然不动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墩在篮筐下，在夕阳里画出一道剪影，坚实而厚重。沈阳的孩子们没人敢进球，每个人都怕把史铁生给踢坏了。北京队找准时机，屡屡带球从窄门进攻突破……

沈阳文学院在远离城市的市郊，周围都是农田。到了晚上万籁俱寂时，这帮人就撒开丫子跑到周围的农田里偷摘老乡的黄瓜。他们摘下那些绿油油、青翠翠的黄瓜先在现场自己吃个饱，自己吃完还多偷了一些带回来给没法外出的史铁生。坐在轮椅里的史铁生咬了一口又一口，连声称赞，说这是他这辈子吃到的最新鲜的黄瓜。马原觑着眼告诉他，从黄瓜离开黄瓜藤到嘴里，我们连跑带跳，用了不到十分钟。

真是一群好玩的人，遇上一个有意思的时代。

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

2008年，马原生了一场大病，肺部发现一块6.5*6.7的肿块。

直面死神的威胁，马原放弃了手术和药物治疗，选择再次漂泊，远走高飞，离开上海来到了海南岛。马原在上海的朋友着急了，有一位立刻拨通了余华的电话说马原跑了。余华当下大吃一惊，马原怎么跑了？是被公安局通缉了吗？当得知是肺里生了肿瘤时，余华陷入了沉思。

凭着老朋友间的默契，余华诚恳地告诉那位上海朋友：我打电话也没用，马原不会接，就算接了也不会回上海治病，说不定还会邀请他生病了也去海南一起住。

后来马原又到了云南，肿瘤竟被控制住。如今，他住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叫南糯山的茶山上，自己盖房子，自己压井水，自己种菜吃。喝普洱茶的人大抵会知道这座山，这里的大树茶闻名中外。很久之前，马帮会在每年的农历十月之后进入山寨，把茶叶驮到附近的思茅、勐海、勐腊等地贩卖，有的还会顺着商路销往东南亚。相传，当年诸葛亮为了平定南蛮叛乱，亲率大军南下，路过南糯山时，士兵水土不服生了眼病，诸葛亮将手杖插地化为茶树，士兵摘叶煮水，饮之病愈。

生病以后，马原发现山居生活和原来的城市生活特别不一样。原来城市里快节奏和五光十色，每日每夜携带无数新鲜的信息砸向你，人会觉得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到了乡下，鸡在清晨固定的时间打鸣，公狗在母狗靠近的时候必定狂吠，你不眨眼睛盯着屋前的竹子，竟能看到它一节节拔高，甚至在安静的时候，还能听到竹子拔节时轻微的声响。生活真的一成不变，人对明天没有期待。

于是乎马原开始读书，开始思考。他翻开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他想在这些自然主义先哲们的文字里找寻思想的资源。马原猛然发现一个崭新的精神空间，在那里一株株树木、一棵棵植物都成为伟大的哲学家，跟马原面对面谈心。马原觉得那一刻他读懂了自然和天道，也读懂了曾经读不懂的老子和庄子，更明白了身边这一成不变、死水微澜的山居生活。原来啊，自己每天都活在一个严密的哲学结构里。

读完书马原就画画，一刻不停的画。坐在云南大山的屋子里，写完小说的马原总感觉肩胛骨、腰和胳膊哪儿哪儿都疼，画画却不一样。老婆三番五次喊他吃饭，他说哦，然后就接着画。等到画完站起身来，发现七八个小时已经过去，饭菜早就蔫了。

马原的画作

马原的画作

其实，推出这部长篇之前，马原停止了写作好久。很多圈内的朋友和热心读者替他惋惜，还有尖锐的讽刺声音，说他穷折腾、瞎白话。可是知心人余华觉得，对作家而言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生机和财富。余华说马原的新小说写得真好看，给他的感觉是一个老江湖写的。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干了那么多寻常作家干不了、也不会干的事，虽然有的半途而废，有的无疾而终，还大病一场鬼门关前转了一圈，但正是经历了这些大事小情，马原才终于放胆，提笔写下他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流离和荒诞。或许，写完阖上书本，他又不知所踪地飘来飘去，嬉皮笑脸，再去面对人生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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