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出庭:波澜不惊后有何意义

　　原标题：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首次出庭：波澜不惊后有什么惊人的意义？

　　2017年12月19日，我国行政诉讼历史中又树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在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欺诈发行、虚假披露证券处罚上诉案中，被上诉方中国证监会由主席助理黄炜出庭应诉。

　　该案是首例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行政案件。

　　波澜不惊的进步缩影

　　行政诉讼，俗称为“民告官”，是帮助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督促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设计，是化解“官”民矛盾的有效机制，但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个是“告官难”，第二个是“告官不见官”。

　　“告官难”体现在有些地方的法院人为设置诉讼门槛，老百姓立不了案，行政诉讼是立案难的“重灾区”。许多矛盾得不到司法救济的途径，就好像在法治的高速路口设置了路障，堵车越来越严重，司机越来越暴躁。

　　“告官不见官”则是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原告见不到被告单位的负责人，矛盾纠纷很难化解。原告往往会认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自己得不到尊重，本来可以化解的纠纷为了“争一口气”而变得难以调和。

　　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巧合，2015年5月1日，有两个重要的法律法规“上线”，一个是针对立案难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另一个就是把行政负责人出庭列为硬性要求的《行政诉讼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出台新规并不意味着问题一夜间就得到解决，但变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身旁。

　　破解立案难的效果很快从数字上得到了体现。当月，“民告官”案件就同比上升221%，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数量增长了59.2%。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虽然没有全国的统计数字，但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从乡长、县长出庭应诉是“爆炸性新闻”，到市长、厅长出庭变得不再新鲜，直到今天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行政机关履行自己的义务已经成为了常态。

　　长安君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网上搜索这条“全国首例”的新闻，只有165篇，在当今信息爆炸的舆论场上，这个数字显得波澜不惊——

　　反常才是吸引眼球的新闻，而常态不是，这个没有获得足够关注的新闻，反而成为了社会进步和成熟的缩影。

　　自觉把权力装进法治的笼子

　　******说：“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

　　法治是权力的边界。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也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

　　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把法律规定落到实处，既是对民众权益的重视，也是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更多的则是反映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观念的进步，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自觉把权力放进法治的笼子。

　　在“民告官”案件中，“告官不见官”是导致民众产生诸多不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往往会体现一些政府官员对于权力的误解，折射出有权者对于民众的傲慢。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不管是“民”还是“官”，法律面前一律没有特权，如果行政机关不能按照规定积极出庭应诉，不仅可能加剧与民众的对立冲突，也会伤及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在实践中，往往由于行政负责人缺席庭审，而委托代理人或一般工作人员无法“拍板”，以致错过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全面掌握案情，准确把握矛盾焦点，进而充分调动行政资源促成争议实质性化解。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把争议讲在明处，有理摆在庭上，能有效减少群众不必要的猜疑，树立政府勇于担当的正面形象，营造官民平等的法治氛围。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每一次庭审都是一次生动的法制课，在庭审中，行政机关负责人能够接触第一手案件信息，及时总结管理中的经验教训，规范权力运行。

　　长安君想特别提出的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它是行政诉讼中有机的一部分：

　　它就像一个重要的零件，单独把它拆出来其实并没有什么用处，而把它放在整个机体当中，才能让行政诉讼发挥出最大的功效——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全国首次”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在本案中，黄炜作为证监会出庭应诉人，在庭审中提出了专业的答辩意见，并表达出证监会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捍卫证券市场法律实施，对欺诈发行行为坚决依法查处，绝不姑息迁就的态度。

　　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在庭审中做“透明人”，这是“全国首次”作出的最好示范。

　　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开展，在缓解了“告官不见官”等现象的情况下，出现了“出庭不出声”、答非所问、照本宣科等新问题。

　　2016年7月，***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要求被诉行政机关出庭应诉人员要熟悉法律规定、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配合法院查明案情。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要求其出庭作秀，也不在于不情不愿地完成考核任务，而在于倒逼行政机关积极应诉，认真对待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诉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能只做“木偶人”，不仅要“出庭”，更要“出声”“出效果”，做到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庭上辨法析理，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才能通过法治推动下的公平正义缩短“民”与“官”之间的距离，进而通过司法监督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打造法治型政府。

　　中央部委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是几年来推动行政诉讼改革的一颗“硕果”，希望在这样的示范作用带动下，全国各地行政机关负责人更加积极的、有准备的出庭应诉。

　　行政权力和人民权利在行政诉讼中互动，彰显行政机关不回避矛盾、积极解决问题的法治政府形象，通过公开审判表明司法机关不偏袒行政机关，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地基打得深，楼才建得高。让司法公信力和政府公信力在互动中同时得到提升，共筑法治大厦坚实的基础，这是“全国首次”最大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柳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