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产法院试验期满，扩容已成趋势

2014年11月1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资料图

对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辐射范围不够，难以有效满足创新活跃地区对于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求问题，最高法院建议，总结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北上广3家知识产权法院运行已近3年，中央设置的实验期即将届满。

作为本轮最受关注的司法体制改革举措之一，背负着“推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为司法改革先行探索”使命的3家知识产权法院，实验期的探索成效如何？

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

报告披露了3年来知识产权法院运行的情况，也坦露了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建议，总结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

运行状况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并决定在实行满3年时，最高法院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实施情况。

2014年11月至12月，北京、广州、上海3家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挂牌成立。

据周强介绍，截至2017年6月，3家法院共受理案件46071件，审结33135件。其中，三大知识产权类型中审结最多的是著作权案件，约占三分之一；其次是专利案件；最少的是商标案件，审结共计1462件。

知识产权法院拥有令人瞩目的专业审判团队，虽然只有员额法官90人，但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约占八成，都是专家型法官。例如，北京当时专门成立了法官遴选委员会选拔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资深法官进入知识产权法院。据最高法院统计，自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以来，员额法官团队平均结案368件。

运行时间虽短，社会名气却不小。苹果、华为外观专利纠纷引发的行政诉讼案，全国首例视频聚合盗链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爱奇艺诉聚网视案，全国首起电竞游戏赛事网络直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DOTA2亚洲邀请赛视频转播案，网游“魔兽世界”诉中禁令案等知名案件，“生杀大权”都由知识产权法院掌控。

自成立以来，3家知识产权法院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以市场作为知识产权价值的最佳参照，尽力使侵权赔偿数额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相契合，努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的问题。

周强在作报告时专门提到了“U盾”专利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全额支持了原告4900万元的赔偿请求，并首次支持了原告以计时收费方式主张的100万元律师费。

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方面，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数百件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案件，其中耀宇公司诉斗鱼公司不正当竞争案影响重大，起了较好的引导示范作用。

作为风靡全球的一款电子竞技类网络游戏DOTA2的参与打造者，耀宇公司享有DOTA2亚洲邀请赛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视频转播权。斗鱼公司未经授权实时直播了该赛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定其违反了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是中国首例电子竞技类游戏赛事直播引发的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此外，被列入报告的影响力案件还包括晨光公司诉得力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老干妈”、LV等驰名商标保护案，“子弹口红”外观设计专利权诉前禁令案，旅游卫视诉爱美德案等。

“通过审理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案件，加强对审判实务中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处理，确立了一系列重要裁判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行为示范和有效指引。”周强在作报告时说。

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之初，正值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而2013年中国法院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11万件，成为全球知识产权案件法院受理数量最多的国家。

另一大背景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陈锦川此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是完全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制度要求来设计的，可以说完全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担负着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探路的任务。

先行先试

与中国现在所有地方法院正在推行的改革一样，知识产权法院在普遍意义上的探索方向仍然集中在4个方面：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和省级人财物统一管理。

在落实司法责任制方面，知识产权法院率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例如，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推行了法官权力清单制度，废止个案汇报和审批环节，将审案、裁决、签发法律文书的权力统统交还给法官，法官、合议庭全权负责案件裁判，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去年6月，法治周末记者采访3家知识产权法院时，法官们坦言，这是他们法官生涯中感受最彻底的一次“放权”，他们感到很有职业尊荣感。

在创新司法事务管理方面，3家知识产权法院将审判资源往办案一线集中，推进司法事务管理集约化改革。

例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扁平化管理新模式。陈锦川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除了立案和各审判庭外，由十几人编制的综合办公室统筹行使整个法院的政工纪检、组织人事、信息技术、司法宣传、办公基建、后勤财务等司法行政职能，有些部门只有“光杆司令”，有些人则需要身兼数职。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开创了审委会直接开庭制，在安徽华源医药公司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案中，首次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陈锦川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以讨论决定重大案件为重要职能的审委会，过去存在一个问题，审委会只听汇报，不是亲历听取当事人发表意见，不参加庭审，所以会受到一些局限。而且过去综合法院的审委会往往由从事各种业务的资深法官组成，对于专业性极强的知识产权案来说，这样的构成没有优势。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委会全部都是专业法官，“大概有六到七个委员，大的案件由审委会直接开庭，在判决书中把审委会的意见决定写出来”。

当然，3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探索模式也各有不同。陈锦川介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归北京市人大、市委直接管理，是正局级单位。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三中院合署办公；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按中级法院组建，对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广东省高院的监督和指导，作为改革试点探索，不设行政级别。

在具体细节上，其各自的探索自然也各有特色。

例如，上海侧重于强调法官的专业性和类型案件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因此，在院内两个审判庭按照不同案由进行专业化分工，一庭主要审理专利权、著作权纠纷等案件，二庭主要审理商标权、植物新品种、计算机软件等纠纷，还专门成立了涉自贸区知识产权案件专项审判合议庭。

而北京和广州则是按照全类接触的原则分配案件，确保合议庭平等规范用权。

困难与前景

在回顾3家知识产权法院这些年取得成绩的同时，周强也坦言，目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

他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办案压力持续增大。

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远远超出设立之初的预期。以北京为例，陈锦川介绍，成立之前预测每年受理的案件约在4500件左右，但实际上2015年全年一共受理了9191件，2016年即增长到了10638件，“完全超乎了预想”。

“因为案件数量大，所以审判工作的压力很大，从上到下全体法官利用各种措施来提高审判效率。这也要求院长、庭长带头办案，法院成立之初，宿迟院长就敲了第一锤开庭办案。”陈锦川说。

为此，周强透露，未来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法官员额动态调整机制，科学测算所需法官数量，尽快弥补法官员额缺口。推动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审判流程，改革裁判文书样式，节约审判资源。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还有一个任务是探索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规律。”以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资深知识产权法官身份出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的陈锦川深谙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特殊性。

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审理难度大，这是法官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评价。这也是周强在报告时提到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领域新情况层出不穷对“司法能力水平提出了新挑战”。

知识产权法院构建了多元化的技术事实查明体系，据周强介绍，3家知识产权法院均设立了技术调查室，共聘任61名技术调查官，形成技术调查与专家辅助、司法鉴定、专家咨询有效衔接的多元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技术调查官在1144件案件中为法官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确保了技术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淑兰曾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技术调查官的主要职责包括明确技术事实的争议焦点、对技术事实的调查提出建议、参与调查取证、参与诉讼程序以及必要时协助法官组织专业人员提出鉴定或咨询意见等。

“技术调查官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是伴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伴随着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的改革而生的一项制度。”黎淑兰说。

周强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到了知识产权二审案件的审理法院不统一的问题，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这类案件的二审法院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而一般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的二审法院则在各省区市法院，二审法院的不同容易导致法律适用冲突，影响司法公信力，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和裁判尺度统一有待进一步加强。

周强在报告中建议，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实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专门化、管辖集中化、程序集约化和人员专业化。

此前学界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研究员就呼吁探索建立单一的全国性上诉法院，以协调知识产权授权、确权以及侵权认定的标准。

对于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的辐射范围不够，难以有效满足创新活跃地区对于专门化审判的司法需求问题，最高法院建议，总结推广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适时增设知识产权法院。

“设立(北上广)知识产权法院是一种实验。”李明德说，毫无疑问，我们会有更多的知识产权法院，但肯定不是每个省都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知识产权法院实行跨区域管辖，“我认为全国不超过10个为宜。”

责任编辑：马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