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卓越之道】创新要有竞争力，政府需要一些想象力

摘要：“按部就班，永远就是这个水平。”

“创新”在连续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是高频词。2018年，它的热度还在继续上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一词出现74次，比上一年多出15次，也是2013年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口，强调创新，无疑是为强调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当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进入务实攻坚突破期，创新如何突围，也事关这座城市的发展潜能。

同时，“创新之城”也已被列为上海未来的一大愿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段表述让人颇为瞩目：上海要加快建设“更有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之城，“世界级创新人才纷至沓来，高水平创新机构高度集聚，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这自然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而除了单纯的科技创新，人们更在追问：这座城市如何以一种全方位的创新来提升创新的“浓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要素集聚才能“催化反应”

“全面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着力提升集中度和显示度”，被《政府工作报告》列为今年八大重点工作的第二项。

1月23日，市委书记李强在参加人代会浦东代表团审议时表示，要着力营造充满创新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全面提升科研机构、企业、人才集聚的密度，金融创投、中介服务等各种创新要素的维度，创新创意互相交流、碰撞的频度，更好体现创新“浓度”。

“要素越集聚，浓度越浓，配置自由度越高。也只有要素在一定空间内集聚，才能产生‘催化反应’，才能催生跨界融合发展。”市人大代表、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创新产业集群发展，已是当下的重要趋势，这意味着应当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来集中布局，并且创造条件让要素自由流动。

松江G60科创走廊今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其核心思路之一就是通过创新要素集聚，形成若干个功能区：一个空间内有龙头企业，也有创新链上下游的各类配套企业、机构，各类要素在其中“对撞”，即能产生火花。

云集多个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企业的杨浦区，亦是早已确定的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在市人大代表、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看来，此前成为品牌的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三区联动”，如今应当进一步拓展——横向上可延伸到高校、院所之外的单位，纵向上则可聚焦到高校的优势学科，通过发挥这些资源各自的优势效应，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在科创中心的“核心地带”张江，“集聚”更是重要目标。《政府工作报告》中大段描述了今年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学城建设方面的目标任务，包括筹建张江实验室、启动建设多个尖端科学设施，并建设“科学特征明显、科技要素集聚、环境人文生态、充满创新活力”的张江科学城。这些旨在提升集中度和显示度的努力，均需要系统的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支撑。

“张江实验室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沉淀与厚积薄发。”市政协委员、市科委副主任马兴发说，这个过程包含诸多对现行体制机制短板的调整。这也意味着，从科技创新出发，创新更指向深层次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

突破瓶颈做好“技术活”

对创新成果而言，从实验室到市场、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更需制度性突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上海要加快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新建一批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半年前，酝酿已久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沪上许多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出台相应激励举措，试图克服成果转化过程中供需双方不接轨、工艺难放大、产品无法规模化生产等突出问题。

但在不少代表委员看来，真正打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相关领域改革仍需进一步发力。

“不是所有成果都能马上转化或者实现转化，不能简单把成果和转化划等号。”马兴发表示，成果转化需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才、合适的路径，还需对知识产权、成果价格核定等有综合考量，“这是一门技术活”。

市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原专职副主委李栋樑介绍，在知识产权方面，产研双方的利益分歧就需要着力破解。

“企业方希望买断知识产权，而科研方希望通过提成方式实现专利共享。一旦企业买断知识产权，高校院所领导担心有被怀疑低价转让的风险而被事后追责，因此宁愿将科研成果搁置；而如果共享知识产权，企业方觉得科研方会持续提成不划算。另外，专业化、权威性的第三方知识产权评估定价机构数量较少、收费较高，导致很多高校院所要么找不到合适的知识产权估价机构，要么因费用较高而放弃估价。”

同时，产研双方掌握的科研成果信息不对等，亦可能阻碍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市政协委员、十二届市政协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国平表示，目前的成果转化体系机制仍不健全，尤其是缺乏第三方专业组织，成为一大短板。

“国外有专门的转化公司，专门对应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这样的公司因为熟悉所转化的产业同时也熟悉科研成果的类型，这样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王国平说。多位委员对此不约而同有所共鸣。

市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表示，基础科研有自己的共性，成果转化方面则个性化较强，需要专门的机构或者委托第三方来进行。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陈昶则指出，目前上海已有一些规模不等的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但高端业务供给不足，服务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创新要素的聚合能力较差。

这些方面，除了出台指导性政策，尚需在具体措施方面改革突破，包括改变一些既有定势——比如，过去习惯的“专家评审”模式，就需要根据形势有所调整。

“研发部门要有敏锐性，市场要有接受成果的动力和要求，专家们也要放好心态，实事求是。政府部门则需要在环境、政策上多进行引导。”马兴发表示，简单依赖专家意见并不足取，“专家对市场未必敏感，企业家则更具市场敏感性。他们之间如何培植彼此信任，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制度供给需要未来感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创新发力，需要依靠改革支撑。而要不断提升“浓度”，相关方面的制度供给更需增强应变的灵敏度。

“上海的优势是各部门政策性强，缺点是政策性过强，点头不算摇头算。”民盟上海市委提交的提案中表示，上海的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一些方面仍有“唯学历”“唯资历”“唯职称”的倾向；对创新型企业的鼓励和包容，有时也尚显不足。

而在新事物、新方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企业和市场往往会有“奇招”。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创新不只是企业创新。政府的工作理念、思路、方式如果不能全方位创新，跟不上形势，很多事情就不会有效果。

技术和产业的变革迭代，倒逼着政府制度供给的及时跟进。“政府应该有一些想象力”，李跃旗说，市场一切皆有可能，对政府亦然，不妨对相关业态前景多一点大胆设想、思路迸发，并强调容错机制。

程向民代表亦表示，创新带来的大量跨界融合，对政府业已习惯的矩阵式行政管理提出了挑战，此时的制度供给需要体现更大的弹性和包容性。“不能过分强调管制。现在‘放管服’三个字里，‘放’做得远远不够，‘管’也常常是那套根深蒂固的办法。”

就此，全方位创新就成为提升创新浓度的关键要义。李跃旗表示，除了针对创新主体提供及时优质的制度供给，对“制度供给的提供者”，也要有制度供给——关于容错机制方面的制度保障，就需要进一步加强供给，要让干部、公务员感受到，可以更加心安地去解放思想、推动创新。

市人大代表、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杰则表示，相关的制度供给，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更需有一些前瞻性，“制度供给需要一些未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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